1993年春节前夜，刘建国和约瑟夫在车间里对着一台故障发动机发愁。

老头突然哼起《喀秋莎》，从工具箱底层摸出把特制扳手。“”在布拉格，我们管这叫'爷爷的工具'。”他用蹩脚中文说，“每个老师傅都有秘密武器。”

当发动机终于轰响着运转起来时，闻声赶来的工人们看见两人正在机油坑里跳起了交谊舞。

样车评审会上，开发区领导围着银灰色的轿车转圈。

这辆被命名为“京驰100“型的轿车，前脸保留着斯柯达的基因，但车身明显加高，后备箱特别加大——这是根据王桂花的建议改的：“咱中国人走亲戚，谁不拉点瓜果梨桃？”

区领导坐进驾驶室，摸着仿红木的挡把：“老刘，这真是咱们自己造的？”刘建国笑着递过钥匙：“您体验一下，咱们造的车怎么样？”

1994年国庆节，第一批量产车下线。

新车披红挂彩驶过刘家庄中心二小的校门口时，孩子们数着车尾“京城汽车集团“的镀铬字母，一个拼音一个拼念：“J-I-N-G-C-H-E！”

深秋的干部会上，刘建国指着开发区规划图：“明年这儿建零部件产业园，后年上马发动机厂。”

厂门口，新下线的轿车正一辆辆开往全国各地。

1995年，京城汽车集团的“京驰”轿车销量突破两万辆，成为夏国最畅销的国产轿车之一。

刘建国的办公室里挂满了锦旗，市领导、经销商、甚至捷克大使馆的参赞都来参观过这座崛起的汽车王国。

然而，危机也在暗处酝酿。

九五年六月的一个暴雨夜，刘建国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懂事长，出事了！”技术科长张建军的声音在电话里发颤，“刚接到华北地区三家4S店的反馈，有十几辆'京驰'在高速行驶时发动机突然熄火，差点酿成事故！”

刘建国的睡意瞬间消散。

他披上外套冲进雨幕，直奔汽车厂而去。

实验室里，约瑟夫和几个工程师围着一台拆解的发动机，脸色凝重。

“油泵设计缺陷。”约瑟夫用蹩脚的中文说道，“捷克原厂的图纸在高温环境下供油不足，夏国的夏天比欧洲热……”

刘建国盯着那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发动机，仿佛看到了刚刚树立的品牌声誉正在崩塌。

“召回。”他咬牙道，“所有已售车辆，全部免费检修！”

财务总监老马急得直搓手：“厂长，这得赔多少钱啊？”

召回事件让新生的“京城汽车集团损失惨重，某些外国竞争对手趁机在报纸上刊登文章——《乡镇企业造车，终究是儿戏？》

刘建国站在厂区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停车场——原本这里每天都有几十辆新车等待发运，现在却只剩下几辆待修的故障车。

“爸，或许我们可以试试这个。”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

刘建国回头，看到儿子刘本志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一叠打印纸。

“这是我在华清做的毕业设计——电喷发动机改进方案。”刘本志推了推眼镜，“传统化油器在高海拔和高温环境下不稳定，但电喷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空燃比……”

刘建国接过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公式和电路图让他眼花缭乱。

但最后一页的模拟数据让他瞳孔一缩——“……油耗降低12%，动力提升8%！……”

“你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个？”

“大学四年，我一直在研究汽车电子。”刘本志笑了笑，“现在国外早就普及电喷了，咱们不能总用捷克的老技术。”

刘建国沉默良久，突然拍桌：“好！咱们自己搞电喷！”

资金紧张，一生好强的刘建国只好咬牙跟家族申请资金援助，又说服开发区管委会给予科研支持。

实验室里，刘志远带着几个大学老师同学日夜调试电路板，约瑟夫则负责机械匹配。

老技工们起初对这群“学生娃”半信半疑，直到第一台改进后的发动机在台架上连续运转4时无故障，整个车间爆发出欢呼。

去年春天，第二代“京驰“上市，车尾多了个醒目的金色字母“E“——“ElectonicFuelInjection（电子燃油喷射）”。

发布会上，刘建国亲自驾车载着市领导跑了一圈盘山公路，无论陡坡还是急弯，发动机始终平稳有力。

当晚的新闻联播里，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报道：“我国首款自主电喷轿车在京西刘家庄开发区'京城汽车集团'诞生，标志着国产汽车工业迈入新阶段！”

市场迅速回暖，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但刘建国知道，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天傍晚，他站在集团总部楼顶，望着远处正在施工的“京城汽车产业园”。

儿子刘本志走过来，递给他一份文件。

“爸，德意志大众和沪上汽车明年就要推出'桑塔纳2000'。”

刘建国眯起眼，夕阳的余晖染红了天际。

“怕了？”

“不。”刘本志笑了，“我在想，咱们是不是该搞'京驰200'？”

刘建国哈哈大笑，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走，回家吃饭。赶明儿个，咱们就去会会这些外国巨头！”

……

这天，“京城汽车集团”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德意志大众夏国区总裁汉斯·克劳斯站在刘建国的办公室里，手指轻轻敲击着第二代“京驰E“的车模，嘴角挂着礼貌而疏离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