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歌都难不倒她，凡是农村里流行的歌，她没有不会的。她不光会唱，也有那个天赋，看完电影，电影里的插曲她就会唱了。”

“她那么灵呢？”

“这叫各人一段才，各人有各人的天赋，不是说三国时期的张松，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领吗？各人有各人的能耐。”

他俩说着，不知不觉已到韩文义的家，韩文义说明天见，便回去了。

高志远一边往家走，一边想，明天让魏金花教什么歌呢？刚开始教，一定要教个大家都喜欢唱的，好学好记的，这样大家才有兴趣，以后才爱学。他忽然想到刚一回来下地拔大莠子歇着时，妇女们围在一起唱《我的祖国》，唱得很有气魄，他当时听了很受感动：没想到农村妇女们竟唱得这么雄浑有气势。对，就先学这首歌。

高志远回到家，父亲已睡了，他照例写完日记，看看墙上的挂钟还不到十点，便又读起《选集》来，因为成分像一块大石板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从的著作里找答案。

头些日子，又发生了一件事，重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有一天，韩文义跑来高兴地告诉他：“听说大队缺一名民办教师，要从各生产队招聘，我觉得你最合格。咱们大队各队还没有高中毕业生，有也是初中毕业生，你是咱们大队学历最高的，你这回有希望。”

高志远首先想到成分，便说：“我没希望，我也不敢想，就我这成分，大队不会用的。”

韩文义说：“你家成分是你父亲那一辈的事，关你何干？你又没剥削过人。”

高志远笑着说：“现在什么事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没那奢望了，好好顺着垄沟找豆包吃吧，就是这刨土吃的命。”

果然，没过几天听到了消息，大队书记的二儿子张立义当了民办教师。

韩文义不忿，向高志远说道：“不是我说，张全德那两个儿子，哪有一个好东西，却都安排成了民办老师，去哪说理去！就说他那大儿子张立民，仗着他爹是大队书记，无景不干，什么缺德事干什么。我说了你都不相信，咱村的井十多丈深，谁家都不敢让孩子去井上玩去，张立民小时不但上井上玩去，还往井里尿过尿呢；那还不算，还有人看着他把着井栏杆往井里拉过屎呢，你说他多缺德！全村就这么一口井，都在那吃水，再说他家也吃啊，你说还有比这更缺德的孩子吗？有一次，生产队栽树，他去玩了，就可地里拔树苗，青年队长胡国栋说说他他就哭起来，连哭带骂。他的哭声让他妈听着了，他妈、他姥姥、他二姨像一群老虎似地来了。来到，看孩子哭了，不由分说，就是一通大骂，把胡国栋骂个狗血喷头，也没敢还言，干吃那哑叭亏！就那张立民，把全村人都恨得牙痒痒，可又碍着他爹是大队书记，也都敢怒不敢言。我实在气不过，有一次，我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

高志远好奇地问：“你怎么收拾他的？”

韩文义脸上笑得像朵花似的说：“那他才十多岁的时候，那年山杏熟了，不少孩子都跑山上摘杏吃。他太没德，谁也不领他去，他吃不着。我想这正是个机会，我就和他说：‘你吃杏吧？’他眼馋得说：‘吃。’我说：‘那好，他们不领你摘杏去，我领你去。’他乐颠乐颠地就跟我上山了。我把他领到头道沟尽沟里，那离村二、三里路，又是大山沟里，我收拾他谁也听不见。我一把把他按到地上，便拳打脚踢起来。当然，我就拣那肉厚的屁股上打，不能打出伤来。我一边打一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是替天行道，你做缺德事太多了，老天爷告诉我来打你一顿。他还让我告诉你，你以后再敢做缺德事，老天爷派人来就除掉了你。你听明白了吗？”他万万也没想到挨那么一顿痛打，吓傻了，问他什么他应什么。他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饶了他，帮他拍掉身上的土，又给他摘了一大包子杏，领他回来时，说他：‘你敢回家告诉别人，我就替天行道，治死你。’说着，就假装掐住他的脖子。他吓得连连求饶：‘我不说，我不说。’我又说：‘你别愁眉苦脸的，乐乐和和的，唱着歌回家。’他怕我再打他，只得唱起来。他回家真得谁也没敢告诉，不过缺德事还照干，老天爷也没管住他。”他说完，自己憋不住先笑起来。“你说让这样的人当老师，能教育好孩子吗？他那二儿子今年刚初中毕业，这就又当上老师了，初中毕业的多少，怎么谁也当不上？黎巧芝、刘月芬都初中毕业，也都是铁杆贫农，怎么都干不上？朝中有人好做官，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咱们大队只有张全德说了算，他是一霸！你没听人们被后叫他什么吗？叫他‘张缺德’，一点儿德没有！”

他发了一通牢骚，为高志远忿忿不平，可不平归不平，也只是说说，发发私愤而已，什么也当不了。

但是经历了这一件事，让高志远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大：成分怎么就这么重要呢？成分真能决定一切吗？我的一生就一点出路也没有了吗？……他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刻苦地读起《选集》来，他想从中找到答案。

他首先读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头就明明白白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接着便对社会各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无产阶级；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进行了一个详细地分析，从而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短短的文章如醐醍灌顶，一下子使他醒悟：原来人的思想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是由你所处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他原来想得太简单了：他觉得人的思想受自己支配，自己想让它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错误的。地主、买办阶级不会革命，只能是反革命；而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只能革命，不会成为反革命，这都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的，而不是他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的问题。

接着他又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章，越读越觉得自己浅薄，越读越觉得伟大。在湖南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时，在复杂纷纭的风云变幻中，有的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而则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抨击了这些人对轰轰烈烈农民运动的责难，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同样一件事，为什么有不同看法？孰对孰错，只有实践来验证。中国革命正是在的正确理论指导下，团结了广大的贫下中农，才取得了胜利。

他如同蚕吃桑叶一样，潜心钻研《选集》。这段时间正是冬季农闲时节，生产队没有什么活，有点儿活得先让贫下中农干，他就更抢不上活了。也好，正好利用这大好时光，学学哲学，解答一下心中的疑团。

他又忽然想到给同学年旺写封信，让他给买几本哲学的书籍，很好地学学哲学理论。于是，他便找来信纸，给年旺写了封信。第二天，找去公社的人捎上寄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