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家就四间茅草屋。屋前是一片空地，有一百多米长。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树。有国槐有洋槐，有红杨有白杨，有杏树有枣树……
屋后有好几棵大槐树，树枝伸过屋顶。院子里还有一棵不算大的槐树和两棵杏树。院墙外有几棵大臭椿树。特别是西边那棵挺拔的松柏树更为显眼。我家好像森林中的几间小屋，不到中午见不到太阳。
春天杏花桃花开了，满院子一片清香，早晨，院子上空像是一个大戏场。有几只沙里和尚（一种小鸟名）沙哑着嗓子在欢叫，屋前白杨树上有好几个喜鹊窝，成群的喜鹊嗓门更大。跟沙里和尚互相配合搞起了大合唱。那些五颜六色的小鸟跳着欢快地舞蹈在伴奏。烦的我扬手轰它们它们也不走。
杏花桃花谢了，槐花开放了。满院子甜丝丝地清香味滋润着你的心肺使人感到特别舒畅。
那时候生活困难，糠菜半年粮。槐花就成了好东西。俺家槐树多，槐花吃不完就用开水焯一下晒干以后做包子馅，包包子吃。好些人都想去够俺家的槐花。他们又觉得树是俺家的，又不好意思的去够。他们就趁着俺吃早饭的空当去够槐花。一天早上我在屋里吃早饭，听着屋后“咔嚓咔嚓”坌树枝的声音。知道是有人在够槐花，我要出去找他们，母亲不让，她说：“够去吧，谁吃还不是吃。”我说:“树都快坌秃了。”“不会的，粗枝子坌不断。”母亲要了半辈子饭深知挨饿的滋味。
树是俺家的一部分，树就是俺家，家就是俺的树。夏天的晚上很多邻居都到俺家场院乘凉。树上的知了知溜知溜叫个不停。下边的蚊子嗡嗡乱叫，不注意就被它咬你一口，你就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场院东边有几棵大臭椿树，树上有很多山蚕，山蚕蛾淡淡的绿色有两个大翅膀，飞起来像一片树叶在空中飞舞，很是漂亮。
天热，蚊子多，屋里又没有蚊帐，我就拿一领大蒲席放在场院地上点着艾绳熏着蚊子身盖一床被单过夜，有的人嫌知了叫的烦人，就点着一把麦秸草往树上一扔，有的知了被烧下来，有的吓飞了。场院里一时显得平静了很多。
场院西边有棵松树，树干有十多米高。全村就这么一棵松柏树。每年清明节这棵松柏树就遭了秧。说是清明节早上小孩戴松柏聪明。天不明就有人爬树够松枝，还有扎秋千扎松门都用松树枝。
在农村，房前屋后栽松树的不多，几乎是没有。俺家这课松柏树是有讲究的，这棵松柏树是俺老爷爷栽的。当时家里穷娶不起媳妇，我爷爷快五十岁了娶了一个有病的回头老婆，她就是我的奶奶。奶奶生下我父亲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老爷爷看着家中这种情形很是难受。觉着这个家快要完了。就这么一根根，能不能长大成人，能不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延续下去，于是他就栽下这课松柏树，松柏树心实体坚性朴素。寒风暴雪不弯腰。希望他的孙子像这棵松树，坚强的把这个家撑起来。延续下去。
一九五七年春生活困难，父亲把这棵松柏树卖了。卖了七块钱。买树的说这棵树干不能锯断，要整个树干送到木材收购站，说这棵树干适合做船帮用，要不他还不给这个价。
我家离木材收购站十多里路。十几米长的树干怎么往那运呢！父亲想了个办法，他找了四个车轱辘，两个在前两个在后绑在一起，像是一个汽车底盘。把松树干放上栓牢，我牵着驴拉着，父亲在后头扶着把着方向，一路上俺俩费了不少得劲，才把这棵松树干送到木材收购站。一棵大树，两个人，一个驴一天的功夫费了那么大劲就是为了那七块钱。
俺家门前有棵弯弯枣树。人说枣树冲门不好，枣树有刺主有眼疾，可也巧，我父亲的眼还真有点毛病睫毛老扎眼，眼睛老眨巴眨巴的。气的父亲把枣树杀了。树干顺着弯造了一个犁具，人们嫌枣木太沉没人愿用，后来入了合作社不知道到哪去了。
俺场院西边有棵杏树，每年结很多很多杏。那时候，桃杏这些东西没人拿出去卖，除了自己吃就是给邻居和亲朋好友。
为这棵杏树和西邻居吵了一架。西邻居也有点不讲理，杏熟了，你打些杏吃也没人说你，可他硬说这杏树是他家的，气的父亲找出地界灰撅量。树干是在俺地里，可树头树枝伸到人家那边去了。气的父亲把杏树杀了。以后谁也别吃杏了。父亲把树干刻了好几个木锨头，可想这棵杏树有多粗。
俺家菜园东边有四棵大白杨树。北头两棵长得特别旺，三个人都搂不过来，树头遮了大半亩地，不管天有多热，树底下总是凉丝丝的。我们村的东西大街原来在俺屋后。村领导说要把东西大街跟通往陈庄的路直起来，这就要往前挪大街，新大街正好穿过俺白杨树北头，这里便成了一个小市场，早晨，人们都到这等待生产队长安排活分配任务。那些修理农具的铁匠炉，补锅锔碗的轱辘子匠，都在这设摊招揽生意。还有大闺女小媳妇纳鞋垫老太太纺线，拉着家长里短说说笑笑气乐盈盈。
一九五六年闹水灾，五七年春生活困难。有好几个木匠来买这几棵白杨树，父亲宁愿吃康咽菜，艰苦度日也舍不得卖这几棵白杨树。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都练了钢铁，全村都吃食堂，农业也跟着折腾了一番，没有拖拉机，就搞土法上马，搞牵引犁，本来是种旱田硬要种水稻，没有抽水机就造龙骨水车，耗费了大量的木材。
开始杀了俺家屋后的大槐树和那些大臭椿树，父亲没有说什么，他觉着是公家需要嘛。
我父亲是农业合作社的元老，农业合作社一成立他就是生产队长。因为出身贫穷，对共产党始终有颗感恩的心。对党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五八年刮起一阵浮夸风拔红白旗。父亲不跟形势，不承认有那么高的产量，结果被拔了白旗，打成右派，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天下午村干部领着几个人带着大码子锯要杀这几棵大白杨树，我父亲痛在心里不敢吭声，母亲苦苦哀求恨不得给人家下跪说：“您给俺留一棵吧，老来给俺做口棺材。”谁听你这套，他们硬是把那棵大白杨树杀走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大杨树被杀走了。他是又痛又气，不到俩月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了，一阵风过了，母亲叫我继续栽树。到一九七二年我盖屋的时候，人们都说我盖屋不用买木材，间拔间拔就够了。
俺家的草房子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那年雨水大，胶河在庄北开了一个大口子。洪水像猛兽似的向李家庄扑来。李家庄淹进一片汪洋之中。街上的水一米多深，唯独俺家的屋和俺家的场院没有上水。这就成了全村人的避难所。俺家也成了公共食堂。在这危难之际，人们回忆着这草房子。
李家庄村龄并不长，到二零一七年不过两百年左右。李尧希和李尧贵是李家庄的奠基人，他俩吃尽力洪水的苦头。也摸透了胶河水的脾气。有一年的秋天发大水把他的两间茅草屋冲倒了。兄弟两在荒滩泥泞中伴随着青蛙的叫声过夜。说起来真是心酸凄凉。
大水过后，兄弟两看着那孤独的茅草屋成了一堆废墟，心里很是无奈。在那种社会谁管呢。兄弟两思来想去，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他俩觉着要饭吃也得有个竖棍的地方。他俩决定把仅有的一块能种庄稼的地，把南头的土挑到北头，地南头挑了个大坑，地北头垫起一块土台子，盖起了两间茅草屋。
房子没有一砖一瓦，连根屋檐橛子都没有，屋墙全是土打地，很厚，这里的土很有特点，白色不牙碜，二月二炒豆吃都是用这土，当地人都叫干沟土。这种土打墙十分坚硬镐头都刨不动。屋内隔墙山尖是用高粱桔摞地。上面又抹了一层麦糠泥。屋内没有门板，门口挂着破布帘子，小小的木棂子窗，到了冬天就用纸糊死，当地人叫封窗。炕上一领破苇席，用破布补了好几个补丁，特别是炕沿边那块破的更厉害。冬天，好几个人盖一床破被，晚上睡觉大人搂着小孩互相取暖，有人说，晚上睡觉搂着小孩像是搂着小火炉子。
到了俺爷爷这辈两间房子就不够住了。爷爷又接上了两间，四间房子就一和正面门。门口还是破布帘子挡着。我父亲临死也没铺上一床褥子。父亲病重期间母亲见我父亲瘦得皮包骨头，怕咯破皮，就做了块小棉垫子铺在父亲屁股底下。
这四间茅草屋倒也有个好处墙厚屋矮，屋顶是厚厚的麦秸草铺盖。屋底比院子还低，真是冬暖夏凉。我邻居一个老太太她家里屋大又高，她嫌家里冷都是到俺家里坐炕头聊天说话。
这四间茅草屋一直住到一九六五年春才翻修，说是翻修，也就是换换墙而已。以前全是土墙，现在换上了五层砖，上边还是土坯，换上新屋檐橛子，换上了三趟青瓦。这就使小茅草屋变了模样。
在翻修的时候，有好几个老人去看去玩，我问他们这屋有多少年了，他们说：东两间有一百年了。我一想：一百年了，住了俺五代人。这两间茅草屋就是俺家的历史。也是李家庄的历史……
俺家有件传家宝
一九六四年冬天，我做了一件小大衣。是学生兰卡几布，这种颜色适合男女青年穿，里子是小素花布。小大衣刚做起来我没舍得穿。那时候有这么一件小大衣就是很时髦了。
我的西邻居有个姑娘，她的小名叫“挪嫚”因为她家女孩子多才起了这个名字。挪嫚比我大两岁，我从小叫她姐，俺俩经常在一起玩，在一起上学读书。俺俩的关系很好，她长得也很漂亮。细高个长方脸。
这年冬天快过年了。她要结婚，要借我的小大衣。她说：“把你的小大衣借给我穿穿。”我一时没吱声。我想：小大衣刚做起来，我还没试试新呢，你就借我的。俺想过年当新衣服。我说：你男人是军官连个小大衣都没给你做！她说：“你借不借？”我说：“你是姐，哪能不借呢。”他把小大衣借走了，我只能穿旧棉袄过年。
当地有个风俗，年头结婚的姑娘，她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那些好邻居，要去把姑娘接来家聊聊天吃顿饭，饭后再把她送回去。这叫新正月叫新媳妇，我母亲叫我去叫“挪嫚”姐姐。我说：“去叫新媳妇，我连件新衣服都没有。”“谁叫你把小大衣借给她了。”我说：“过去叫新媳妇都是牵着驴去叫。这几年没有驴了，别人家都是用自行车，咱家连辆车子也没有，你叫我怎么去叫？”母亲说你就空手去叫，您俩一块走回来就中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到了“挪嫚”姐姐的婆家。挪嫚见我没穿新衣服，她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恨自己不该借我的小大衣，弄的他过年没有新衣服。吃过早饭，挪嫚姐又梳妆打扮了一番我俩就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挪嫚姐说：“把小大衣给你穿吧。”我说：“你是新媳妇，新媳妇就该有个新样子。”说的她一阵脸红，举手打了我一个趔趄。我俩就这样嬉嬉闹闹的回了家。她男人回部队了，她才把小大衣还给我。
当年秋天，我当兵走了。小大衣成了我妹妹的新衣裳。我这一走就是七八年。七零年二月，我回家结婚，妹妹又把小大衣找出来给我。她说这是你的小大衣。这时小大衣已经脱色，失去了当年的鲜艳和美丽。我说不要了，你留着穿吧。我结婚以后，因为我在外地工作，我老婆也不在我家住。到了一九七三年底有了我的女儿，我老婆才迁到我家。妹妹又把小大衣拿出来给我。这时的小大衣已经变了颜色。妹妹说：“小大衣掉颜色掉的厉害难看，我把它拆了染成黑色的了。小大衣有焕然一新了。”
从此以后，这小大衣便成了孩子们白天睡的小被子。八五年。我回家迁家属的时候，又把小大衣留给了妹妹。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心爱的小大衣，我一次都没有穿过……。
刘四
人老了，总爱想想自己的童年。那些无忧无虑顽皮小事。上小学的时候，我带领着一帮小伙伴藏猫割草玩耍地情景尽现在脑海里。那时候，我是个两头尖的学生。学习拔尖操作顽皮也拔尖。
那时上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语文，一本是算术。老师上课，不是写生字就是背课文。一篇课文我看两遍就背下来。学算术，背小九九，更不在话下，上学之前我父亲就教我背小九九。小九九我背的滚瓜烂熟。
在顽皮操作方面别人想不到的法我能想出来。在这些顽皮的孩子当中，我自然的成了“司令”他们都听我的指挥。谁要是不听指挥我就想法治他两回他就老老实实的听我指挥了。
老师知道我上课爱做小动作。把我和一个女生安排在一个桌。女孩比较老实，听话，老师就偏爱女生。老师把我和女生安排在一起是有目的的。和女生在一个桌实在别扭，总感到有一种戒心感。动也不能动，碰也不能碰。心想：老师是有意的整我。有一天，上课了。我不就坐，在那里禄蠹着脸直挺挺地站着表示抗议。
我这一站，老师感到很奇怪。罚站是老师体罚学生的惯用手段，重者还要打板子。老师说“我没有罚你站，你怎么站着呢！”“我不和她一个桌。”“你愿和谁一个桌？”“我和张小六。”“那怎么行呢？”老师也知道张小六也不是个老实孩子。我说“你不让我和张小六在一个桌我就这么站着。”最后老师勉强同意了。他说“你俩在一起上课不能做小动作哈！”我点了点头和张小六坐在一起了。
张小六个不高，细身条，脑袋瓜挺灵。我和他在一起那是最开心了。老师在前边讲课，俺俩趴在桌子上眼看老师讲课，手在下边做游戏下象棋。那时候象棋不叫象棋，叫棋摞。一次出一个看谁那个大谁就赢了。赢家就拿输家一个棋子。俺俩在桌下玩，老师并非不知道，只是俺俩不吱声不影响他讲课就是了。
老师讲完了课走下讲台，他的眼睛连看也不看我俩。突然大喊一声：“张小六你俩站起来。”俺俩站起来了。手里还拿着棋子。老师又说把手举起来。这时手里的棋子掉在了地上。老师走过来把桌洞里的棋子没收了。又把俺俩的手各打三界尺，这算是我上学以来挨老师的第一次打，也是最后一次。
割草玩扎子
那时候上学就那么两本书。（语文和算术）。也不留什么作业。星期天，就拾柴割草这些事。我们这帮顽皮的伙伴都叫我“司令”，一切都听我指挥我也沾沾自喜，感到自己比他们高，比他们能，要不他们能听我指挥呢！
割草，我是不割，我让他们先给我割满篓子，还得塞得紧紧的。再叫他们各自割各人的。有个姓王小伙伴，因为他口齿不清，在一次割草时碍起一只兔子，他招呼伙伴们：“兔子，兔子！”别人听起来就是“裤子裤子”。从此以后我们就叫他裤子了。裤子说：“你光叫俺给你割草，你不给俺割！”我说：“当官的哪有干活的，你看当兵的，当官的都拿短枪，当兵的都拿长枪，打起仗来当官的把枪一举，冲啊！他不冲叫战士们冲，他那支枪不是打敌人的，是打自己战士的，那个战士不冲他就枪毙了他。”他们听的津津有味，裤子也哑口无声了。
各自割了一会草，就开始玩打“扎子”。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这种游戏的玩法。它的玩法是每个人割一把草放下站着，把镰刀往前拽，拽镰有个技巧，拽出去的镰刀像车轱辘似的转圈，镰刀扎在地里为准。不会拽的，镰刀就扎不到地上。扎在地里是为赢家，就把草全收为已有。这天裤子运气不好，一次也没赢着。好回家了，他的篓子里才半篓子草，他很不高兴，怕回家挨训。我又招呼大伙，每人割两把给裤子添上，虽然说喧冒着，也算满了篓子。裤子还是很高兴的。
我们还有个伙伴叫杜传武，个子不矮。就是腌臜，两筒鼻涕像两根面条成天啷当着，他的衣袖抹鼻涕抹的铮明瓦亮，性格有点咋呼，说话做事没有怕的时候，也算是勇敢有余，计谋不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