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爱田说七十岁的人了。他在李家庄劳作了这么多年。现在老了干不动了，他们的生活怎么办？工人还有个退休金，咱没有那么多钱，咱就这二亩地，只能在地上做事，给他二亩地叫他自己种着自己吃。咱什么也不跟他要，也算是对他养老的一点心意吧。

生产队的瓜熟了，先摘几个送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叫他们先尝个鲜。苹果园的苹果熟了，先摘几个送给老人。特别是苹果树挂果的第一年，产量少，一个也不卖。送给老人叫他们尝尝鲜。其他的送给重病号。

当时李家庄有三个重病号，我算是其中之一。郭爱田告诉郭园头：“凡是咱菜园里有的菜。这三个重病号什么时候想吃，就随时来拔。”

郭爱田的泪

七十年代初，正是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是治山，俺李家庄是治水。海蜇湾没有水怎么能叫海蜇湾呢？李家庄是怕涝不怕旱，海蜇湾是十年九不收，收一秋吃十秋。郭爱田带领李家庄的男女老少每年秋收完就大搞水利建设。这年冬天，在拓宽顺溪河时，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工地，其他人还没有来。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吸烟，他看着一个女人挎一个箢篼，手拿一根小棍出去乞讨，他难受的掉眼泪。他心里自责：我这书记没当好，李家庄到现在还有出去要饭的，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她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她怕人看见她，她也怕丢人。她出去要饭，人家问她是哪个村的，她不说是李家庄的，她怕给李家庄丢脸。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郭爱田都知道，他不对外说，他怕给她丢脸……

三干会

七五年夏天，胶河开了一个不大的口子。海蜇湾这片涝洼地沉淀了一层淤泥。社员们都知道这层黄淤泥在这黑土地里不用施肥也能长出一季好庄稼。社员们在郭爱田的带领下收拾了受涝的庄稼，把地整好，全部种上麦子。准备明年搞个麦子大丰收。事不出所料，七六年的小麦确实丰收了。金黄色的麦田一望无际，西南风嗖嗖地刮着，麦田像大海的波浪闪闪发光。社员们喜气洋洋。

麦收开始了。那些支援麦收的大军源源不断地涌向李家庄。那热闹劲就甭提了。各种收割机和人工收割齐头并进，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粮管所的大磅秤，运输公司的汽车都一辆辆的停在麦场上等待着往外运麦子。轰轰烈烈得忙乎了半个来月。麦收结束了。李家庄的社员笑脸也没了。眼里含着泪花看着分到家的那百十斤麦子。盘算着这点麦子怎么个吃法。去年是欠收年，家中没有什么余粮。这百十斤麦子能不能吃到秋粮下来就得好好得盘算着吃。再说，小麦又是一年的细粮，不算计点吃行吗？有的人不算计，说是跟着碌碡吃两顿再说，结果到过年都没有细面包饺子。

郭爱田是一个多年的支部书记，对眼前的这些事他都看在眼里想在心里……

到了年底，县里召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推广学大寨的经验，奖励先进。会上有好几个大队干部发言，唯独郭爱田低头不语。吃午饭的时候，会议主持人找到郭爱田说：“下午该你发言了，你要好好地总结一下你们学大寨的经验，你们是咱全县的小麦高产大队，你们一个队上缴了一百多万斤，是城关公社的总和。你们要好好总结一下。给全县树个榜样。”郭爱田说“不不不，我不能发言。”“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能发这个言。”“怎么，是材料没写好？”“写材料干什么？一个大队的事还想不着？一样的事，一写材料就变味了。”“那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哇啦哇啦地介绍经验，能对得起俺大队的社员吗？”主持人看着郭爱田生气的样子问：“这是为什么？”郭爱田接着说：“介绍经验，应该介绍社员的收入和生活以及生产情绪。”“对啊。”“可我们的社员在家里愁眉苦脸地盘算着那百十斤麦子该怎么个吃法，算来算去，连过年的麦子都没有了，我能在这里哇啦哇啦地介绍怎么样学大寨，丰收了多少斤小麦？尽是些套话空话。要说地里打不出粮食，咱捞不着吃，挨饿，咱没的说，种地嘛，就是要种出粮食来，粮食种出来了捞不着吃，这是什么理？我想不通。我要在这里哇啦哇啦地讲俺大队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高，我回到村里，社员就会戳我的脊梁骨……”

郭爱田的思考

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已过去七八年了。社员们的生活仍处在极度贫困之中。饭是糠菜半年粮，衣是补丁摞补丁，出门走亲戚没件新衣服。“农业合作社成立二十年了，我当支部书记也七八年了，为社员做了点什么呢？工分值一年比一年下降，我这书记是咋当的？”郭爱田在自责。

郭爱田在想：一个家，日子过得好坏关键是家长。一个生产队搞得怎么样关键是队长。李家庄三个生产队，三个生产队长，他都做了一一分析。从工分值来说，二队的工分值最高，一工分是五分钱，十工分算一个工日，一个工日是五毛钱。一队的工分值是三分八，一个工日是三毛八分钱。三队的工分值是一分九，三队的工分支出是一队的一倍半，按一队的工分算也不超过三分钱。都是那么些活，三队为什么支出那么多工分呢？

从三个队长的情况来看：一队队长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政治上没有问题，他是当兵的，受过训练。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战争年代的作风和工作方法，在农村不行。动不动就跟社员吵架。弄得社员心里有气，什么事都拧不到一块，还把自己气得不行，好心办不成好事。

二队的队长是李怀柱，他是“接班”队长。他父亲李连德是合作社的元老。合作社一成立李连德就是生产队长。李连德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说话办事直来直去从不绕弯子。因为出身贫穷，始终有一种感恩思想，对党忠诚老实。一九五八年刮起一阵“浮夸风”，他跟不上形势，被拔了白旗，打成“右派”，成了革命对象。气得他一病不起，没出俩月就含恨九泉。李连德在病重期间对儿子李怀柱说：“咱庄户人家实话实说是咱的本分，咱山东人最讲诚信和实在。不会耍嘴皮子搞虚玄套。咱不吃碗外的饭。为人多做点好事人家想你一辈子。人家说你几句好话比什么都好。人一辈子创个好名声不容易……”李连德死后，社员又推荐他儿子李怀柱当了队长。

三队队长张明顺。张明顺的叔是烈士。张明顺的婶子把张明顺过继到她的名下，顶枝养老送终。三队张姓比较多，张明顺依着他叔那点功劳，仗势欺人。说什么，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别说“四类分子”，就连贫下中农他想骂就骂，他想打就打。生产队成了他的家。什么都是他家的。社员是敢怒不敢言。后来，社员要求更换队长的呼声越来越高，只好另选队长。这次选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叫王连胜。王连胜确实能干，又大公无私，这是大家公认的。要不他怎么能当选呢。但是王连胜是倒插门的女婿。当队长就要指派人、安排活。有的人不听他的安排，就跟他吵架，有一次跟一个姓张的吵架，姓张的骂他，“扫帚捂鳖，你算哪一枝子？”这句话戳痛了王连胜的心，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带着老婆和丈母娘走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队不可一日无长。还不到年底就要选队长。晚上，郭爱田主持召开三队社员大会选举队长。会上没人吱声，都低头闷坐。大家都不吭声，郭爱田也没法，他走出门把院门“叭”的一声锁死了。他气呼呼地回来说：“今天晚上是来选咱的当家人，如果今天晚上选不出咱的当家人，谁也别想回家！”社员们只是交头接耳，没有人正式发言。有的人干脆蹲在墙根睡觉。

夜深了，郭爱田真的能叫社员不回家吗？他沉思了一会说：“这样吧，可能大家对咱的当家人心里没有底。还有大半年的时间，这半年咱不选队长了，我来代理队长。”这时候张明顺说：“那怎么行呢？当队长有补贴，当书记有补贴，你一身兼两职想吃双份？”说得郭爱田一阵脸红。这回，和王连胜吵架的那个人说：“王连胜是被我骂跑的，这个队长我来当。”张明顺说：“你行吗？”“我不行，还能赶不上你？干一天挣不了个二踢脚。”（二踢脚是一种两响纸炮，当时买一个这种纸炮要两毛钱，干一天活才挣一毛九分钱。）郭爱田说：“就这样吧，先让他干着，年底再选。”

三队队长一年一选，一年一换，轮流坐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没个长远打算。谁当队长谁就捞，不捞白不捞。过了这个村没那个店了，到那时想捞也捞不着捞。

一来二去反反复复，弄得社员苦不堪言，议论纷纷，一旦选出队长，人们就说：“出去一头肥猪，进来一个壳郎。”（壳郎是指架子猪，光有骨架没有肉）三队的这种混乱局面，郭爱田是知道的，生产队长的稳定是改变第三生产队混乱局面的关键。可他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及合适的人选。郭爱田仍在思考……

吃萝卜的启示

一天晚上，郭爱田一家三口要吃一个萝卜。郭爱田拿着刀问：“谁要哪块？”他老婆说：“我要中间。”郭爱田问：“你为什么要中间？”他老婆说：“头辣腚臊，吃萝卜吃腰。”郭爱田问：“你把腰吃了，那头和腚怎么办，都扔了？”

萝卜头接收阳光时间最长，又辣又硬，没人愿吃。萝卜腚在地下接收不到阳光，水分充足，不辣不甜，只有臊味，更没人愿吃。中间这一段，是头和腚的中和味。辣中有甜，甜中有辣，最适合人的口味，这怎么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