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天一斤二两米饭的话题

在培训班学习如何紧张也都无所谓，只是我们都是刚从农村出来，到城里以后，对当时的粮食定量规定不能一下子就适应得了。在乡下当知青那时候，吃饭多少完全任凭自己高兴，多做就多吃点，少做就少吃点，吃多吃少没有一个准确数量标准，完全自己做主，什么时间饿了什么时间自己做饭吃。现在这培训班里天天干坐着枯燥乏味地学报纸，上午不到十点肚子就饿了，但谁也不准走出这个大院的门，一直挺到十二点才能集合到食堂吃午饭。

全班十个壮体力的大小伙子，每顿饭只有半洗脸盆的米饭和一小盆菜，而且只有那么一个菜。然后下午继续学习，一直到晚上六点钟才能吃晚饭，吃饭的伙食标准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变动。大家对这样的伙食标准早就是满腹牢骚了，但只是迫于当时政治环境和某些舆论压力，我们刚从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作为新进单位待分配的工人，地皮都还没有踩热。谁也不便说什么就是了。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班里翻来覆去地学习元旦社论，都已经记不得学了多少遍了。虽然说是政治学习讨论，但大家的讨论发言则都已经跑题跑的没边没沿了，当时我们正在激烈争论着；关于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事件的某些风云人物。

那会儿我是正面对窗口坐在床沿，突然发现窗口站着一位带着红领章帽徽的老军人，他正面带微笑扫视着我们屋里的每一个人，我赶紧把话题转开，“大家不要扯得太远了，要好好讨论元旦社论。大家积极发言。”给大家发出了情况异常的信号。

可是大家正在争论的兴头上，谁也不肯买我的帐，根本就没人理我的话茬。站在窗外的那位老军人向我摆了摆手，不准我暴露他的目标，我只好不再言语了。

在这时，我们班有三个学员发现我老往窗口看，顺势把眼光扫向窗口，同时都看见了这位老军人，立刻停止了言语。其他的人这时也意识到窗外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纷纷转过头来，也就都看到了这位老军人，大家不好意思地笑着停止了争论。

老军人这时候也笑了：“说呀，干吗都不说了？继续说呀，你们说的这些，我在机关里根本就听不到，对我来讲，你们说的都是新闻，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什么时候你们再说，叫上我，让我也好好听一听。”

我们班里有人大胆地问他：“请问你是谁，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位老军人仍然是面带微笑平静地回答道：“我叫孙德功。是五冶总公司军管会的主任。现在请大家继续发言。”

天呐，这下子乱子可闯大发了。这位军管会的孙主任背靠着我们班的窗台前悠然自得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神秘地微笑着抽了一口，吐着一丝浅蓝色的烟雾，不慌不忙地离开了窗口，看样子是到办公室去了。

半个小时以后，连长派人来通知，各班班长马上到连部开会。我开始心虚了，忐忑不安地走完了从我们八班到连部不到两百米的直线距离，站在连部办公室门外。

我喊了一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