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国内的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这些企业巨大的浪费，错误的决策，高昂的薪金，还有庞大的闲杂人员，让他们本来可以盈利的企业变得紧紧张张了，但是深知企业运行的杨立峰并不完全这么看，钢管公司沦落到这样的地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省属企业就如同社会中的其他阴暗角落，在阳光底下同样隐匿着无数的阴私和污秽，省钢管集团公司曾经是省里最大钱袋之一，而通过钢管的下属子公司，向省内某些主要领导的子女亲属所创办的企业公司，输送利益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还有通过钢管公司的海外分公司以及办事处，为省内各主要关口负责人的子女办理出国留学、公派培训等等那更不在话下。

而企业的设备通过多定设备、抬高设备价款的方式让利国外的合作伙伴，作为对价条件，合作伙伴们为公派出去的那些领导人子女办妥了绿卡和定居。

在越来越对国外的政治生态、商业生态日渐熟悉，一批国企的负责人越发长袖善舞起来，通过特殊渠道，为自己以及某些私交甚好的领导，在国外等地开设了秘密帐户之类的也就司空见惯，而这些秘密又牵涉了太多上上下下的领导，不管是退了的，还是仍在位的。

所以杨立峰没有打算把这个盖子揭开，或者说不敢把这个盖子揭开，连江如衡和贝湖的老山头斗得那么厉害也没有敢把这个作为武器，杨立峰也就更不敢了。

但是钢管公司是省里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大型企业，他也不能放任不管。

不过，并不充裕的省财政，更让他这个费省长捉襟见肘。

一想到财政资金，杨立峰也是头痛得很，省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是太多了，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而一些应急的资金，预算内的资金那是不敢动的，唯有在预算外想办法。

而眼下正是农村青黄不接之时，对贝湖财政来讲也是如此，各项财政、税款因为去年年底突击征收，今年开年这几个月许多款项难以到账，所以他也只有拆东墙补西墙。

其他地市每月上缴省财政基数太少，杨立峰根本就瞧不上，真正能解燃眉之急的也就是省城和安新，所以他主要是在这两边做工作，特别是陆政东这边更是他的重点，杨立峰的想法是让安新能够在预算外资金上缴省财政的资金上加快一点速度，打个时间差。

不过这样的事情同样让杨立峰感到棘手，安新和省城都是副省级城市，市财政收入采取三级分成体制，即每年上交贝湖省财政百分之三十、上缴中央百分之三十，贝湖自留百分之四十。

副省级城市的财政收支主要由中央财政决定，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财政计划也实行单列。因为这样的原因，贝湖财政几乎是不会给安新拨付资金的，这一时期安新所有财政支出都是从安新自留的那百分之四十和争取中央拨款来解决财政支出的。

所以因此在九十年代中期省里和副省级城市因为权限等等引发了诸多问题，九五年的时候，中央经过研究正式明确了副省级城市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同时取消部分城市的计划单列体制，将原来计划单列市正式确定为副省级市，副省级市中仍实行计划单列的，按照有关规定继续享受原有的管理权限；不再实行计划单列的，原来中央赋予的权限原则上暂不改变；对原来不是计划单列的，其权限需要调整变动的，由所在省和中央有关部门协商后确定。

这是经济职能上的界定，而在人事问题上，副省级城市四大班子的主要领导属于中管干部，其职务任免由省委报中央审批，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任免，须事先征得中组部同意。

在明确这些的同时，同时加强了省级机构统筹规划和协调的地位和作用，减少了省与计划单列市之间因权限划分不清引起的矛盾和扯皮。

但是副省级城市由于独立性要比其他地市大得多，所以和省里的关系依然还是很微妙，省城的书记杨正午和市长刘一柏都不是省油得灯，和他不是一路人，杨立峰仅仅是想一下便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