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面的原因则是现在的党员纪律性非常高，对上级的命令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既然有事实摆在这里，有结果让大家感受到，而现在苏区的日子也确实一天天好起来，其好起来的速度远远超过以前，他们自然容易理解、容易接受。

转变最快的就是基层党员、基层干部，这些人最实在，最容易将政策与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他们自然成了新政策的拥护者、倡导着和追随者。

对于那个苏联，他们以前也就是听上级说过，知道苏联里面有几个不错的大人物，他们在领导世界革命，其概念也就如此了。现在上级上那些大人物不知道中国的具体情况，如果完全盲目听他们的，革命就会失败，我们必须自己走自己的路，他们听了之后觉得理所当然。不说远在万里之外的人很可能瞎指挥，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不了解情况的时候下也可能瞎说，怎么能随便听外人的？最多将别人的意见做一做参考而已。

最后一方面的原因就是组织上将那些顽固不化的，死忠苏联的人全部撤销领导职位，倒也不像以前那样杀了他们，也不打骂他们，不抓他们坐牢，而是听任他们自己到外面去宣传、去鼓动、去辩论，放任这些人在外面宣传苏联的好处。

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自信心十足，一次又一次挤兑上级组织，是不是真的让他们去宣传，问那些领导有没有胆子让他们去说，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等到他们上了街，或者到了农村去宣传的时候，无论是城镇上的市民还是乡里的农民没有一个听他们的，他们这些人不但没有拉拢到足够的人相信他们的理论，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反面教材，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当地老百姓嘲笑、责骂。有时候还被一些气愤的人追打，如果不是地方政府出面保护他们，还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来。

在老百姓看来，苏联的理论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而现在中央的理论也是为了劳苦大众好，虽然要解放全人类，中央号召我们先解放自己，先把自己的生活，先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再说，这不更好吗？等我们都有钱了，有吃的有穿的了再却解放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更实在啊。我们现在自己都是穷光蛋，现在都被国民党的中央军追杀，自己都朝不保夕，说那么高的调门干什么？

那些人说王明才是最真正的革命者，可老百姓却说既然他是真正的革命者，那就回到中国来参加革命啊，就在战场上跟蒋芥石的中央军搏斗啊，躲在外国算什么本事？再说了以前他在遥控的时候我们接连打败仗，他有本事先打一个胜仗给我们瞧瞧……

连中央苏区都是这样，那么贵州、四川的情况就更简单了，因为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根本还没有接触过过去的教育，对苏联也好，王明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理论，都根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红军来了，打跑了中央军、黔军、川军，他们的日子好过了，红军就是好人，他们就听红军的，红军说谁好他们就认为谁好，红军说谁不好，那个谁就肯定不好。

唯一很难转变的就是贺龙、关向应从湘鄂边境带来的一些理论工作者。这些人是坚决反对中央红军领导说的与苏联分道扬镳，坚决反对红军与王明脱离关系，但因为贺龙、关向应等军事领导人早就看不惯这些人的行为，早就对他们屠杀自己人不满。是以当中央组织部门撤销那些人的职务。

将那些死不改悔的人集中到一切学习的时候，贺老总等人坚决支持，其他官兵都拍手称快。

至于从陕甘宁苏区过来的军队，他们受王明、张国焘等人影响更大，而且他们这段时间以来取得了不少胜利，内心的感受与其他部队有些不同。中央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在取得刘志丹、谢子长、徐向前等主要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队所有政工干部全部调离原岗位，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企业去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对那些始终没有改变态度的，始终强调要紧跟苏联的人集中起来学习。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当陈毅、粟裕指挥的大军从东南方向的江西杀向湖南的时候，林总指挥的第一军兵分两路杀向了岳阳、常德。

出了宜昌，也就是出了三峡，长江的水势一下平缓起来，江面也宽阔了很多，虽然这个时候的长江因为没有经过疏浚和整修，依然不向几十年后那样可以通大型轮船，但是却足够通航近千吨的小轮船、几百吨的轮船。

实际上郭拙诚早就从1993年那个时空运来的三十几艘内河炮艇、巡逻艇、运兵船放在重庆附近的长江里，这次又把它们运到宜昌附近的水域，同时要根据林总的要求增加了二十几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