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于尚先给他来了个电话，意思很明确，他作为投资清远的地主，当尽地主之宜！并且告诉他，会介绍一位神秘的客人给他认识，对他在清远的工作开展大有裨益。

对此，金杨自然不会拒绝。时间定在后天晚上。

似乎从语气中听出了金杨的郁闷。于尚先给他讲了个故事：“我爸爸你也知道，没人比他更讲原则，在纪委工作多年，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严防新官堕落定律发生。说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金杨更加郁闷，不高兴道：“你觉得我也会尊崇这个定律？”

“不，当然不。你先听完。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

金杨沉默不语。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于尚先笑道：“后面是我总结出来的。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如一个模子般廉洁，那么要想突破重围上位，无比艰难，可以说是全凭运气。而你则无需运气，只需做得比他们好点。”

金杨开始明白了点什么。于尚先却说来了劲，继续宣讲他的理论。

“官场的规矩和制度，有时候是一回事，有时候又不是一回事。它们关系融洽的时候，规矩就是制度，制度也是规矩；关系不睦的时候则互为仇敌、势不两立。在这方面，财务上的规矩和制度的关系体现得尤其明显。规矩和制度是一回事的时候，二者相安无事；问题是它俩闹别扭的时候居多，闹得让人一看就知道：规矩不是制度。”于尚先总结道：“如果是我，能掌握全盘时一定要掌握财务；如果不能掌握全盘，就不去触碰财务。财务是任何公司和单位的生命线，生死荣辱也许就在这一线之间。”

金杨长叹道：“你应该走仕途。”

“仕途？我从小看我父亲谨慎地工作，警惕地生活，我看看都怕了。再说，从表面上看，政府官员神气十足，但底气不足，一旦失去权力，就神气不了。权力是暂时的，财富才是永恒的。权力带来的享受也有局限性，因此，对金钱的拥有，会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所以，各行各业有权的人都千方百计牟取私利。当官的也一样，万流归宗。这个‘宗’便是财富。”

万流归宗？金杨默念着这几个字，连于尚先什么时间挂断电话都不知道。

临下班前，办公室陈国栋主任拿着几份文件进来。

金杨接过来一看，大多是局里的日常开支和后勤预算等闲杂琐事。他这才放下警惕的心，提笔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轻描淡写问了句：“马局什么时间回来？”

“这要看厅里的领导们还有多大兴趣继续在清远走走。”陈国栋顿了顿，“两天后应该会回来。金副局长有事找马局？可以直接拨打他的电话！”

“没事！只是随便问问。”金杨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又看了看墙壁上的挂钟。时间已经缓缓指向五点二十，第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他对这种不需要任何回旋的“工作”蹙紧眉心。要是接下来的机关生活，都如第一天一样无趣，时间久了，他不憋疯才怪。

下班时间到了，走廊上响起阵阵脚步声，他也不例外，短暂做了清理工作后，离开了办公室。走廊上，许多机关同事看到他，都保持着相同的频率和礼貌和他打招呼，他却发现，他们的眼眸背后都透着一道无形的距离。他心底郁闷，但表面上还是微微向他们点头致意，一个人笔直地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