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今天，给同学们演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同学们喜不喜欢历史小说，也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张居正》这部书。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按计划进行，在这里谈谈《张居正》的创作。

一、我的大三峡

《张居正》动笔伊始，是1998年，正值我们国家的三峡工程开工。当时，我写下的第一行字是“我文学生涯中的大三峡工程也开始了。”

我准备用五年的时间写《张居正》。动笔之前，我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我已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明史。从1998年开始，再花五年将《张居正》写完。

所谓君子行必有方，动笔之前，我于98年清明节独自驱车到荆州去寻找张居正的坟墓。张居正是江陵人，他的墓地在沙市近郊。荆州沙市合并后，这坟墓便在荆州城内。可是，当我费尽周折找到这座坟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一块残碑，一杯黄土，荒草林立，周围是一个巨大垃圾场。比这景象更可怕的是，我走进荆州城中，问了许多人，皆不知道张居正的坟墓在哪里，甚至也不知道张居正这个人。

当时，我心中就产生了巨大的苍凉感。这个被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在中国宰相系列里如此辉煌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家乡的后代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坟前，按照最民间的方式，烧了一点纸钱，并且轻轻告诉他，“我要把你复活！让我们这个善于健忘的民族，重新记住你。”我认为，整个民族对我们列宗列祖精英人物的失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我对他（张居正）说：“你很孤独，但不悲哀。活着的人才是悲哀的。”我们的后代子孙离历史再遥远，也没有理由忘记列宗列祖。如果忘记他们，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身份与记忆。给他烧了纸钱之后，当天我就返回武汉，晚上，在孤灯之下，我开始了《张居正》的写作。

二、为什么选择张居正

我始终认为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为什么我要选取张居正这样一个人物呢？

90年以后，我一度非常苦闷。中国的改革走到当时那一步，可谓举步维艰。我总在想，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与我们今天改革相似的地方？怀着对这一问题的巨大兴趣，我顺着历史的轨迹，一层一层往下看。结果，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从秦始皇到光绪皇帝，历史上的皇帝系列，几乎走的是江河日下的路线，中间尽管有几次中兴之象，如汉武帝、唐太宗，但整个大的曲线走势是由高到低。

可是从李斯到翁同和这样一个宰相系列，却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为什么皇帝系列江河日下，而宰相系列始终维持一个较高的水准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皇帝是世袭制，生下来你是太子，你就是皇帝。但中国宰相没有世袭制，只能一步一步依靠自己的才能干上去，所以，每一个宰相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奋斗出来的。对宰相而言，竞争机制和遴选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

同时，我认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这两种人，在我们中国，是大量存在于宰相而非帝王。但综观90年代的小说、电视，为什么他们偏偏大量写皇帝，而且误导我们的读者，以为我们的历史都是帝王创造的呢？

与父传子、子传孙的皇帝相比，从整体上看，我觉得宰相的政治智慧要高出很多，这是他们在几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国务活动中磨砺出来的。他们不仅知道国情，也知道民情。基于这种分析，我就决定要写出一个宰相之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