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先生的爷爷住在乡下老房子，离城约莫两个钟头的车程。

司徒先生这天起得特别早，因为他整晚都没睡好，整夜都在胡思乱想。他想起了摆放在滨江广场上被践踏致死的尸体，还想过可怜的父亲竟然像尸体一样躺在沙发上睡觉；后来，他脑子里浮想联翩的，尽是那诱人的身体。他早上出门的时候，父亲仍像昨晚深夜那样躺在沙发上，唯有通过呼噜声，才能判定那是个活物。司徒先生猜想：糟老头子肯定是跟年轻漂亮的阿姨吵架了。他早已见识过小俩口的这出悲情戏，并不以为然，不过心疼小妹生活在这样有诸多麻烦的家庭里罢了。他幻想过带小妹离开这个家，但他料定这样做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年轻阿姨肯定会疯掉，小妹也不一定愿意，所以，他只是想想而已。

当他坐上最早班开往乡下的公共汽车，所有愉快和不愉快的印象统统都被他抛却脑后了。他几乎一路上都在睡觉，醒来的时候，连梦到什么也不记得了，更何况那些他故意要忘记的琐事。公共汽车在一栋老房子前面停下来。当他看到这栋老气横秋、暮气沉沉的房子，顿时想起了爷爷——他已经好些年没见过爷爷了——童年时代那些愉快生活的印象也一齐塞进他的脑海。总的来说，他并不讨厌这里，甚至在这会儿，心里还不禁有些乐淘淘呢！

没人知道他要来，也就没人跑出来迎接他。他刚一跳下车，便看见爷爷老态龙钟地坐在门廊里，一动也不动，像个塑像似的。爷爷苍老得如此厉害，以致使司徒先生觉得过意不去，好像爷爷的衰老全是拜他所赐似的。爷爷在身上笨拙地摸索了一阵，摸出了一只老花眼镜，架在鼻梁上，等他看清了司徒先生的模样——不知为何——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司徒先生让爷爷突如其来的痛哭吓了一跳，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惊慌失措地望着爷爷。他还从未见过哪个老人家这么大声哭泣的，更何况是自己的爷爷。

等他气定神闲下来，爷爷也哭得没那么厉害了。他劝爷爷别难过，没什么好哭的，一点儿也没有必要，毫无意义，或者诸如此类的话。爷爷停止了哭泣，开始说话。大意是责怪司徒先生不常回来看老人家，实在没什么良心，更没什么孝心。后来，爷爷提到自己的脑袋，说它痛得很厉害，使他不能躺卧，睡不好觉，真恨不得一死了之。司徒先生能听懂爷爷说的话，但司徒先生说些什么，甚至提了几个问题，爷爷竟全然没放心上，至少没做出什么恰当的回应。司徒先生料定是爷爷的听力出了问题，便始终对爷爷点头微笑；即便爷爷想要一死作罢，他也只好点头同意。

爷爷说完那番问候，又摩挲着头皮哭起来，时不时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司徒先生发现，爷爷现在的哭泣，主要是因为生理上的疼痛，而不再是精神上的折磨了。但他认为，爷爷的头痛，也是由于他的到来才引起的。为此，他深感愧疚。他真希望爷爷赶紧好起来，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来分担爷爷的痛苦。后来，他的烟瘾使他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点了支烟，吸了两口，又把它递到爷爷的唇缝之间。果然如他所料，尼古丁起到了缓解疼痛的效果，爷爷抽着香烟，便不再哭泣和呻吟了。于是，司徒先生也坐下来抽烟，等爷爷抽完一支，又给他点上一支。能和爷爷安安静静地抽烟，而不用驴唇不对马嘴地对话，更用不着看着爷爷痛苦的样子，司徒先生总算松了口气。

爷爷一连抽了三支烟，司徒先生也抽了三支。而当他把第四支烟点燃递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疲倦地摇了摇头，浑浊异常的眼睛善意地望了孙子一眼。没过多久，爷爷竟然直挺挺地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若不是司徒先生看到爷爷呼吸时起伏的肚子，老人家就这么突然地睡了过去，还怪吓人的。趁此机会，司徒先生又仔细观察了爷爷。他发现爷爷确实老了一大截，脸色黑得很难看，即便睡着了，也显示出一副痛苦绝望的面容，以致使司徒先生怀疑爷爷在睡梦中也无法从痛苦中挣脱出来。有几只该死的苍蝇老是围着爷爷打转，司徒先生恨不得一下子叫世界上所有苍蝇都死翘翘，可他实际上拿它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司徒先生捻熄了刚点燃的香烟。他猛然站起身来的时候，眼前昏黑了好一阵。在此阵发晕发黑中，司徒先生许多天来第一次想起了奶奶。“我怎么把奶奶给忘了呢？难道奶奶待我不好吗？”他站稳了脚跟，扪心自问道。他清醒过来，很想知道奶奶在哪里。于是，他走进那栋颓败的老房子。不知是太久没回来，还是家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徒先生觉得这屋子跟他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连气味儿也变得陌生了。没过多久，司徒先生陡然想起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奶奶已经去世好些年了。他之所以忘了这件事，是因为他有不在场的证据，是因为没有人通知他，是因为没有人找得到他，是因为他在场也起不了作用。于是，他全然被家人忽略了，他自己也全然忘了此事。他又发现，屋子是朝着荒凉、凄惨的景象变化着的，屋里几乎没有什么生命的气息；与其说是屋子，不如干脆说是墓穴——这倒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司徒先生确实联想到了那种阴森森的东西。

司徒先生很想知道现在是谁在照顾这个孤寡老人的，不管是谁，他心里都有点责怪他们的意思。但是他转念一想：倘若换作是自己来照顾爷爷，恐怕也不见得能照顾得多么无微不至。他多半会把爷爷送进养老院，毕竟养老院有专业医护人员的照料，他对此则一窍不通。他想到这点以后，便不再责怪他们，反倒有些感激。

诚然，司徒先生是听到爷爷病危的消息才鼓足勇气赶回来的，而现在却看到爷爷无比孤独、痛苦的活着，心里竟有种说不清的滋味。他当然希望爷爷什么病痛也没有，长命百岁，正如他听到父亲承认自己把事情夸大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欣慰大于愤恨的。然而，如果爷爷的余生若是一直这么痛苦的话，他倒希望爷爷能早些痛快地走到生命的尽头，尽快和奶奶相聚。可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又觉得这种想法充满了罪恶：如果爷爷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则多半是被他咒死的。

在爷爷醒来之前，司徒先生不知该做些什么，便在老房子附近瞎转悠——假如爷爷醒了，司徒先生也不知拿他怎么办，顶多陪他再抽两支烟——他不是在等爷爷醒，而是在等爷爷的看护人。他猜想爷爷的看护人多半是大伯一家，因为大伯家就住在附近。约莫到了午餐时候，他的猜想得到了证实。正当他百无聊赖地用一根细竹子胡乱砍杀周遭的野草的时候，大伯母心事重重地甩着手出现了。她站在门廊前的小广场上大喊了一声——即便是个聋子，恐怕也要受到不小的震动——爷爷醒了。爷爷抬起手来朝司徒先生指了指，说了句什么。直至此时，大伯母才留意到侄儿的存在。有那么一刹那间，大伯母显得有些羞涩，不知是为了那声刺耳的咆哮声感到害臊，还是另有其它缘故，谁也说不清楚。她待司徒先生一如往日般热情，热泪盈眶地寒暄了好一阵，绝非出于客套。司徒先生见到亲戚自然是很高兴的，不过在此之前，他几乎把他们全给遗忘了。为此，他很是生自己的气。寒暄之后，他们一起到大伯母家用膳。司徒先生本想搀扶爷爷一把，但爷爷走起路来却无甚大碍，和以前一样灵便。司徒先生还注意到，爷爷比以前胖了许多。

大伯家已不是原来的样子，至少房子焕然一新了。大伯母告诉司徒先生，新房是为他们的儿子结婚而预备的。司徒先生得知，堂哥的婚礼将在不久后举行。为此，司徒先生心里多少有些为堂哥高兴，可他也为不得不参加一场无聊的婚礼感到苦恼。大伯和大伯母一样，没什么变化，也不见老，甚至比司徒先生想象中的还要年轻些，待他也非常热情。堂哥在丈母娘家那边忙活，只剩老俩口在家里。

用餐的时候，他们提了一大堆司徒先生不愿回答、只好含糊其辞的问题。后来，司徒先生向他们问起了爷爷的状况——这绝非为了转移话题，而是他当真想要问问清楚的。不知为何，回答问题的总是大伯母，好像全然与大伯无关似的。大伯母告诉司徒先生，老人家的身体没什么大碍，只是头痛得很厉害，多方延医治疗无效，也就放弃了。她还说，老人家不听劝告，胡乱吃药，很容易让人家以为儿女都没带他去治病。她表明，他们已经尽力了，简直再也找出比他们更能尽孝的儿女了。她再三强调，赡养“这个老人”是挺折磨人的，因为“这个老人”除了有难以治疗的疾病之外，还不像邻居老人那么听话……

在大伯母滔滔不绝说着这番话的时候，司徒先生不时望望爷爷的神情，生怕爷爷听见这些话会感到伤心难过。大伯母似乎看出他的心思，便直截了当地说：“都聋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还把捏着筷子的手放在自己耳朵旁边转了两个圈，好像司徒先生也是聋子似的。司徒先生倒不因大伯母说了这番话而把她当成一个十分恶毒的人，不过是觉得她比一般村妇还要愚蠢罢了。

大伯默默吃着饭，时而往老人家碗里夹菜，时而瞥一眼大伯母——大概是示意她不要把话说得太难听，当着侄儿的面指责老人家是不合适的。在司徒先生的印象里，大伯一向是不敢跟大伯母耍横的。此外，司徒先生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每当爷爷伸出筷子去夹某个盆子里的食物，大伯总是抢先一步把它夹到老人家的碗里，好像生怕老人家的筷子触及盆子里的食物似的。他之所以觉得有趣，是因为大伯要干好此事，就必须集中一定的精力，还要懂得察言观色，具备眼观八方的能力，才能不失时宜地抢在老人家前头。

午膳进行到一定程度，司徒先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为什么不让老人家和他们住在一起，这样多少方便些。回答这个问题的仍然是大伯母。她说老人家习惯住在老房子里，他们也没有办法。接着她又补充说，住在一起反而不方便，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忙，不能总是陪着老人，反正吃饭的时候是在一起的，绝不会让他挨饿受冻的。说到这里，司徒先生顺便礼貌性地问他们目前都在忙活些什么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大伯母显然不知如何回答，便用胳膊肘拐了拐大伯。随后，大伯吞吞吐吐地说了句：“呃……嗨，也就是那些活计呗！”

于是，司徒先生只好说些感激的话，毕竟他的父母没尽什么孝道，全然让大伯一家人受累，这是很不应该的。不知为何，大伯听了此话很不是滋味，连忙解释道，司徒先生的父母绝不是没有孝心的，他们帮了很大的忙……不过，大伯还没把话说完，便挨了大伯母狠狠的一肘子。

餐毕，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从门前经过，眯笑着和他们打了声招呼。司徒先生注意到那老头儿耳朵里塞了只耳机，便问大伯为什么不给爷爷弄个助听器什么的，又强调说：“看起来倒挺时髦的。”大伯说家里早已有个助听器，是司徒先生的爸爸买给老人的，但老人家只顾得上头痛，不想和别人交流，几乎没有使用过。他还补充说，老人倒不是全然听不见，只是不大想说话罢了。而且，每当他听不太清楚的时候，还会感到失望，甚至生气。因此，他们认为还是不和老人家说话为好。

爷爷似乎真的习惯待在老房子，饭后没停留多久，便跟司徒先生道别了。爷爷大概以为司徒先生要住在大伯家，大伯一家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大伯母已经清扫了一间屋子，让司徒先生一会儿把行李搬过来。可司徒先生告诉他们，他很想住回以前那间屋子。他们好言挽留了一阵，见拗不过他，只好让他一定过来这边用膳。司徒先生想不出拒绝的理由和更好的主意，便欣然同意了。然后，他小跑着赶上走在前面的爷爷。爷爷看到他自然是很高兴的，不过那种欢乐很快就被极大的痛苦淹没了。看着爷爷因为痛苦而阴沉抑郁的脸，司徒先生心里难受极了。

司徒先生所提到的那个曾属于他自己的房间，现在已经积满灰尘，家具像发生过打架斗殴似的四处倒戈；天花板上从四个角到中间的吊灯，串联着错综复杂的蜘蛛网，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股浓浓的霉味儿；窗外的院子已然没有什么菜园和花园的迹象，尽是些葱郁茂盛的荒草。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住在这个房间。如此一来，他便可以在忙碌的清扫工作中消耗掉整个下午了。

遗憾的是，他还没开始动手，大伯和大伯母就抱着几件床品过来了，大伯母扬言要帮他打扫老房子，她说这是她“份内的事”。直至此时，司徒先生才发现老房子里已没什么干净的铺盖可供他使用了，而且大伯母做起卫生来比他要顺手得多……可他不明白大伯母为什么要说那是她“份内的事”：如果那是她“份内的事”，老房子就不会落得如此邋遢样了，像是从未收拾过似的。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是很感激他们前来帮忙的。经过大扫除的老房子，总算有了点儿能居住活人的样子，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宜居怡人，冬暖夏凉。即便是阴郁的寒潮天气，待在屋子里也不会觉得冷。

在大伯家用过晚餐后，司徒先生又和爷爷回到老房子，在门廊里消磨黄昏。爷爷跟他讲起了故事。而那些故事，司徒先生已经听爷爷讲过无数遍了，但从来没有听明白过。爷爷喜欢讲故事，但不懂得有理有条地叙述故事，听起来像散文似的，只叫人难以把握内容梗概。爷爷讲的总是些陈年旧事，故事通常发生在一个烟雾弥漫、遍野煤灰的火力发电厂（他曾是厂里的工人）。他讲的一般不是自己，而是他见过的那些有某种特殊技能的人，比如说：拳头比沙包还大的人；可以一下子计算出一场宴席需要多少双筷子的人；能够把好几个鸡蛋摞在一起的人……在他眼里，诸如此类的人便是天才。这回，爷爷讲的是个一辈子不说“九”这个数字的人：当人家问他遇到要说“九”的时候，他只说“三乘以三”；无论人家怎么忽悠，他都能巧妙地应付……但爷爷尚未完整地描绘出一个天赋秉异的工人形象，自己的脑袋却开始疼痛起来了。

司徒先生大喊着问爷爷，有没有什么止痛的好方法。爷爷则忍着痛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即是一死。司徒先生只好喊着劝他，不要胡思乱想，人活着一定要心存希望——虽然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认为爷爷有此想法是理所应当的，换作是他本人，恐怕早死好几回了。他突然想起早上的那个好方法，便给爷爷点了支烟。但这回没能奏效：爷爷抽了几口之后，更其疼得厉害了，紧紧环抱住自己的脑袋，像是要把它拧下来似的。司徒先生听说医院会使用吗啡之类的毒品来抑制疼痛，他就幻想着上哪儿弄几火车皮海洛因来为爷爷止痛。他问爷爷要不要上医院，爷爷则说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倒宁愿死在自己家里。

司徒先生跑到爷爷的房间里，找到了一瓶止痛药。他仔细看了说明书，又按照药量抓几粒递到爷爷的手里。而等他回屋里端着一杯水走出来，却发现爷爷不仅吞食了手里的几粒胶囊，还不遗余力地吞食整瓶止痛药。司徒先生心里着急，又不知怎么处理，便拿着药瓶飞奔到大伯家，把那件骇人的事告诉他们。但后者非常镇静，一点儿也不为所动。司徒先生只好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又从医学的角度强调说，胡乱吃药绝不是闹着玩的。大伯母告诉他，“这个老人”乱吃药是常有的事。尔后，她又不失时机地表明，她早已说过，“这个老人”是不怎么听话的。他们安慰他，用不着担心，老人睡一觉就会没事了，像往常那样。尽管司徒先生对他们的镇静不以为然，可他自己也想不出什么绝招，只好灰溜溜地回老房子去了。

爷爷的疼痛已然从脑袋转移到肠胃上，现已抱着肚子呻吟。司徒先生再次陷入旁观亲人痛苦呻吟的境地，他只能坐在门槛上，不停地抽烟，让尼古丁在自己的脑子里腾起一团迷雾，什么也不去想。时候不早了，爷爷让他先去睡觉，说自己在这里坐会儿就会没事的。司徒先生想到自己非但帮不上爷爷的忙，反倒会增添爷爷的烦恼，便听了爷爷的话，留爷爷自个儿在门廊里呻吟，自己则回屋歇息了。而且，他早已困得要命。

他躺到曾经睡了很多年的那张小木床上，回想着整个的童年生活，但睡神没让他回想多久，便把他催眠了。在睡梦里，他果真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多么美好的梦啊！只他身处梦境之中，竟浑然不觉。即便年幼无知，他也知道那是欢乐的景象：夏天的夜晚，他和几个孩子在河边追赶着捕捉萤火虫，把发光的虫子塞进瓶子里，挂在床头，装模作样地看起书来（书里的内容便是描述此番情景的）。梦境常要令人扑朔迷离：一群孩子互相追逐打闹着，晃眼便成了大人，有人变成了他的高中同学，有人变成了他的旅馆室友。后来，他见到了，和她亲热起来。万没料到，伊蔓也来了。她说了句什么，便跑了。他丢下，去追伊蔓。他追上了伊蔓，但见她和别的男人亲热起来了，那男人像极了夏郁树。他感到伤心绝望，可又没人理解他的痛苦，像爷爷一样。他想起了爷爷，又梦见了爷爷，但看不清爷爷的脸，只听得爷爷痛苦的呻吟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声……他醒了。

司徒先生挣脱了梦魇，可那痛苦的呻吟却还在散发着霉味儿的屋子里徘徊不散，仍在他耳际萦萦回响。等他反应过来，发现爷爷确实在隔壁房间里呻吟，时常发出一连串的作呕声，每呕一下仿佛都要把五脏六腑呕出来似的。司徒先生不知如何是好，甚至决不定要不要起来去看看爷爷。而正当他犹疑之际，睡神又一次征服了他，把他带回了童年梦乡，以致他次日醒来，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竟梦见爷爷把肠子和胃都呕出来了。

接下来的好几天，司徒先生都是这么度过的。病人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健康人却渐渐养成了与病人妥善相处的习惯。换而言之，看到在炼狱里挣扎的爷爷，司徒先生也不再那么焦虑不安、大惊小怪，只是心安理得地坐在门廊里，陪爷爷抽烟，听爷爷讲故事。而且绝大多数时候，爷爷都是全然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的，这使得司徒先生常常感到无聊。

说起无聊来，司徒先生惊奇地发现，大伯所谓的“活计”，便是成天打麻将，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活计可做。不过后来，大伯家倒是有了（如果称得上的话）新的活计，比如：往那栋新房子上张贴些喜气洋洋的画报，各处奔走发请帖……活计的成果便是：家里来了些远房亲戚，堂哥也跟着回家了。堂哥是司徒先生儿时的玩伴，见到堂哥，司徒先生自然是很高兴的。堂哥嬉皮笑脸地招呼了他，寒暄了好一阵。司徒先生除了向他道贺，便无再多话可讲，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代沟似的。而且，新郎官总有许多事情要忙。

司徒先生对这类欢天喜地的气氛多少有些反感——这种反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导致的。同时，他发现大伯一家对爷爷的疾病和痛苦也多少有些反感——这类反感大概跟触霉头、煞风景或诸如此类的情况息息相关，好像“祥林嫂”的猝死对“祝福”的影响。当司徒先生越来越明显地察觉这类反感，他对即将进行的婚礼更是反感到了极点。实际上，他们大可不必互相触霉头、煞风景，但即便像司徒先生之类的淫棍，也多少懂些人情世故，他也懒得与世俗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