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秋的事还没解决,我不能暴露身份。”
“这件事,组织会处理的。”
“怎么处理?”陈立业一下子急了,没等冯部长说话,他马上急切地说,“我敢说,整个哈尔滨,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更容易接近他。”
冯部长深呼了口气,望着他说道:“这件事情是有风险的,老陈。万一他跑了,换句话说,或者他再给一个不是只有空箱子的街道埋下一颗炸弹,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陈立业顺着他的话说:“那就把他简单粗暴地抓起来?”
“未尝不是一种办法。监狱就是改造他这种人的地方。”
陈立业一下子站起来嚷道:“冯部长,现在是什么时候?敌我双方在各条战线上拼命掉脑袋的时候啊!一旦李春秋被抓,他的上线和下线怎么想?肯定全跑了,布置给他的任务还会重新修订。就算那时候李春秋愿意配合我们,把他知道的全都说出来,有什么用?他的供词全是废纸了!我们抓他还有什么价值?”
冯部长正要说话,陈立业马上说:“不好意思,我激动了一点,我道歉。你就看在我十年扮哑巴的分儿上,别跟我计较。我不是傻子,我知道你安排的教育局差使是照顾我。可让我现在退出,什么都不管,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耻辱。”
他的语速很快,却说得非常动情:“你再给我几天的时间,就几天。到除夕之前,足够用了。”
已经到了中午,法医科里,李春秋看了看墙上的挂钟,约莫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从衣帽架上摘下大衣准备外出。
小李眼见到了午饭时间,李春秋却要外出,有些疑惑地问:“马上开饭了,还出去啊?”
“孩子嚷嚷‘米娘久尔’的蛋糕一年了,年底总得兑个现。”李春秋一边穿大衣一边说。
“这叫福娃赶上好爹了。搁我小时候,嘴快多吞个煮鸡蛋,屁股都得让我爹削肿。”
“那是穷,和疼不疼孩子两码事,不信你现在回去问你爸。”
小李拿起饭盆,有些感慨地点了点头:“得问问。年初一给他上坟,我得好好念叨念叨。”
听他这么说着,李春秋的脸上闪过一丝难以言状的伤感。
从办公室出来,李春秋径直来到了奋斗小学,站在学校门口等着。
下课铃声响起,许多孩子从里面跑了出来。李唐夹在那些孩子中间,一眼就看见了大门口的父亲,不禁愣住了。
米娘久尔西餐厅是一家久负盛名的西餐厅,这家餐厅每天客满,不提前预约根本订不到位子。
靠窗的一张小桌前,李春秋吃着列巴和红菜汤,坐在他对面的李唐正吃着他平时最爱的奶油蛋糕。不过,他现在正一下一下地用手抠着那块蛋糕,显然情绪不是很高。
“好吃吗?”李春秋问。
李唐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和老师请假了,你下午的课不用上了。”
李唐又点了点头。
“想去哪儿,我带你去。”李春秋看看他,问。
李唐没说话,一直低着头。
正在这时,他们身后门上的顶铃响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不动声色地背对着李春秋父子俩坐了下来,伸手招来服务员点餐。
“去公园滑冰车吧,咱俩一人一辆。”李春秋耐心地看着李唐。
李唐依然什么也没说。
“要不听你的,你想去哪儿?”
消防科的一个年轻公安等小李出去后,起身把他刚才放下的两份试卷拿了起来,送到了高阳办公室,丁战国和高阳正等在这里。
年轻公安把两份卷子放在办公桌上后,便出去了。
丁战国从沙发上起来,走过去挑出了李春秋的卷子,把他的那份答卷和那张自来水处理站的草图并排放在了桌子上。
高阳从办公桌的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把答卷上蓄水池、仓库这两个词圈了出来。
丁战国站到高阳身后,看看卷子,再看看图纸,很显然,这两处的笔迹非常相近。
丁战国抬起头看着高阳,高阳不动声色。
“很明显了。我看——”
“你是笔迹鉴定专家吗?”高阳突然打断了他。
丁战国摇了摇头。
“我也不是。我们需要鉴定专家,道里分局的许振是哈尔滨唯一能干这种活的人,听说过他吗?”
“谁都听过,伪满时期日本人培养出来的那个。”丁战国对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人有些不屑。
“这样的话,让当事人听见,就是一根刺耳的针。日本人培养的人才,也是人才。第一,他是一个没有劣迹的技术人员;第二,他愿意为新政权服务,并且是个建过奇功的人。”
丁战国心头一振,赶紧分辩道:“我没有别的意思。”
“不管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有一个原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有笔迹鉴定的程序,就得遵守。否则,我们连自己的关都过不了。”
“明白。”
“他人还在齐齐哈尔,那边有个案子有如火烧眉毛。我打过电话了,尽快把他调回来。具体多久还不知道,也许一天,也许三天。等他的这段时间,你有什么想法?”
“我先回处理站,看看能不能有点儿收获。”丁战国看着高阳,眼神里有异样的光,“也许昨天的枪声能让护法先生明白,等我退休了,他也跑不了。”
厚篷布支撑的一家简陋面馆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食客。
郑三坐在这家面馆最里面的角落,脸冲着里侧,狼吞虎咽地吃着一碗冒着热气儿的苗条。
他饿狠了,仰头喝干了碗里那最后一滴面汤。
放下碗,他面无表情的脸上,无声地流下一行泪水。
陈立业坐在冯部长办公室的沙发上,背挺得很直。他正在用不太大的声音向他们讲过去的一些事情,并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回忆里。
“他是我唯一的上线。日本人那天公开枪毙了一批人,他是最后一个。其实那天我也去了,在刑场边上。我在人堆里拼命往前挤,就想让他看见我,想让他知道,我们那个小组还有一个人活着,我们没有让人杀光,我还能跟小日本继续干下去……”说到这里,陈立业一下子哽住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冯局长走到陈立业面前,给他的茶杯里续上水,端起来递到他手里,体贴地说:“喝口水,慢慢说。”
陈立业接过水喝了一口,努力稳了稳自己的情绪,接着说:“我也想从他那儿得到一些暗示。接下来,我该去找谁?和谁联系?他一直抬头看着天上,始终都没有看我一眼。我不知道他是压根儿就没看见我,还是怕看见我难受。后来我才知道,日本鬼子把他的声带割了,还不给打止疼针,仰着头能稍微减轻疼痛。”
他顿了顿接着说:“直到枪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唯一的上线,死在那片雪地上。过了年,我想尽了办法,登广告、发启示,甚至到废弃的交通站去蹲守,可始终找不着任何人。”
冯部长接着他的话说:“当时是我们被破坏最严重的时候,许多联络方法一经废止,就不会再启用了。事实上,组织一直都在找你。光复以后,为了寻找当年失散的每个人,东北局还把过去在东三省的一些老资格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知道吗,你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就在里头。”
“他还活着?”冯部长的话太过出乎他的意料,让他说的话听上去有些别扭,“他怎么还会活着呢?我以为他早就……”
他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措辞,赶忙抱歉道:“不好意思,我真是没想到。他在哪儿?”
“最早在吉林,后来调到了冀中。为了证实你的身份,我们想办法联系上他,把你的照片托人辗转带了过去。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要不是他,我们今天还坐不到这儿。”
陈立业不住地搓着手里的杯子,百感交集。
“老陈,这些年,就你们两口子,一直这么过着,难为你们了。”冯部长看着他,有些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