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彪说：“这个好，是要形成一个制度。你看美国总统，新总统一宣誓，前总统立即搬出白宫，离开华盛顿，回家养老去了，根本不给你干政的机会。”

王一鸣说：“人家那是公开的民选，民主制度，我们这不一样，我们是特色制度，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有自己的潜规则，基本上还是前任最高领导人的指定，和选票没有关系。”

胡彪说：“是，是，太上皇还活着，就有影响力，这个是中国的国情。”

高秘书长说：“要我看，今后几年，前总理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人家的人马都安插到位了，管控中国的金融部门的，就是这批人，这些人不得了，从十几年前就布局好了，大多数还都有美国留学、培训的经历，有海外背景，懂得西方国家的金融规则，他们又非常抱团，可以想见，他们对中国政局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经济，说白了，谁控制着金融，谁基本上就控制着一个国家了。有人说，这里面有美国人的影子，那些人当年到美国留学也好，做访问学者也好，都是美国的各个基金会资助的，这些人把控了中国的金融部门，是福是祸，还说不清楚。”

王一鸣对这个高度重视，他问高秘书长：“老兄，这些情况高层知道吗？”

高秘书长说：“估计肯定知道一些，但是，前总理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好，现在这个世界上，美国还是老大，他认可谁，我们的政府只能重用谁，要不然没办法和美国人打交道。”

王一鸣说：“那样我们说不定就被美国人控制住了，怪不得我感觉到，我们的外贸政策、出口政策、外汇政策，都对美国人有利，对我们害处极大，但是，没有人去改变它。像购买美国国债，这不是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吗？美国人拿着我们中国人借给他的钱，再来换我们中国人生产的东西，相当于空手套白狼，这样的财富白送，已经很多年了，流失的财富有人说，一年就相当于一百个甲午战争的赔款。为什么要这样干呐！实在是不明白。中央政府有的是美元，没地方花，借给外国人，可还要地方政府拼命地招商引资，真是荒谬至极了。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考核地方政府的，有什么办法！”

胡彪说：“上层是不是有内奸啊？”

高秘书长说：“这个不好说，不好说，来来来，我们还是莫谈国事吧，喝酒，喝酒。这些事情我们也管不着啊！”

大家也是一脸的无奈。

回到家里，于艳梅看到他闷闷不乐，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情况了，问了问，说：“你心情不好？到底怎么了？”

王一鸣觉得给自己的老婆也解释不清楚，只好摆了摆手说：“胡思乱想，咸吃萝卜淡操心，唉，我这是自寻烦恼而已。国家大事，我想操心，也没有资格啊！”

另外一次宴请是郭小东组织的，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钓鱼台国宾馆是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宾的地方，那里的宴席中外闻名，很有特色，但是，作为私人宴请，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随随便便，没有万儿八千，是下不来的。但是，邀请王一鸣这样档次的客人，在这样的地方，也算是恰如其分了。

郭小东一再打电话对王一鸣说：“王书记，您一定要给我一个面子，到时候作陪的是国务院的李秘书长。我已经和他说过了，李秘书长说，他也好久没有和你一起吃饭啦，大家都是老朋友了，非常想念。”

大寨的陈永贵，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农民，不识几个字，因为大寨的集体农业搞得好，成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于是毛主席说，国务院需要有一个懂农业的副总理，就让陈永贵干吧。这样，一个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头上缠着白头巾的农民，一个大队书记，一夜之间就进了中南海，成了亿万人瞩目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个泥腿子，一夜之间就成了国家领导人，建国以来，这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陕西的吴桂贤，就是个地地道道的纺织工人，还是个女同志，因为在工厂表现好，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毛主席一句话，说我看这个同志不错，可以进国务院做副总理。于是吴桂贤就进了中央，当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古到今，谁把农民和工人的地位抬得那么高？只有毛主席。只要你优秀，就可以做国家领导人。当大官不是官僚和秀才们的专利，有没有文化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有没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

毛主席时代，当官没有那么多规矩，只要你表现好，就是农民、工人，照样可以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不像现在，当官基本上成了公务员阶层的专利，不当科级干部，你就升不了处级干部；不当处级干部，你基本上升不了厅级干部；不当厅级干部，你基本上升不上省部级干部；不当省部级干部，你根本没有当选国家领导人的资格。所以，能够升到高层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公务员这个系统的，就是顺利的话，两三年一提拔，你在官场上也要摸爬滚打三四十年，才能升到最高层，所以，到国家领导人这个级别的，基本上都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有些年纪大的，已经接近七十岁了。这样的年龄，经验是很丰富，但是，精力已经不济了，血性也衰弱了，和国外那些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一比，基本上成了大叔级的了。

人家靠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有四十多岁就当总统的，有三十多岁就当选总理的，典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精力充沛，敢说敢做，看着生龙活虎，不像我们，典型的老人政治。高层基本上都是一帮子老头、老太太。这样的年龄，他们的思维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政策走向，他们大多趋向于保守，满足于现状，害怕大起大落，求稳，害怕担风险，四平八稳，不急不躁，和风细雨，春风拂面是他们的执政风格，这是典型的官僚政治。这个官僚体系有自我封闭的偏好，他们把行政权力当成自己集团内的事情，天然地排斥体制外的精英，让体制外的精英在体制内无任何上升的通道。

即使在体制内，官员们的升迁仍然是潜规则盛行，拉帮结派成了最重要的官场利器，你不加入到一个派系，成了那个派系的人，投靠一个大佬，基本上没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这样的官场，官风不可能正。真正有操守、有志气而又才华横溢的人，在这样一个大染缸内，能杀出重围，崭露头角，可能性微乎其微。像王一鸣这样的，已经属于极其幸运，因为他有赵老这个大靠山。要不是赵老，他王一鸣真说不定还是省直机关的一个处长而已。

中国官场今日之局面，还是从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才逐渐演化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短暂地掌握了一段时间的权力，但被邓小平巧妙地一番高层的权力运作之后，华国锋被边缘化，最后只能无奈地交出权力，回家安度晚年。

邓小平掌握最高权力后，虽然没有毛主席时代的一言九鼎，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仍然靠自己多年积累的威望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牢牢地掌控着最高权力。甚至在主动交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后，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仍然可以进行南巡讲话，撼动党内任何其他人的根基，说让谁下台，也是一句话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政治强人，仅仅靠自己的一句话，就可以掌控一切。

邓小平逝世后，中国高层已经没有了诞生政治强人的土壤，现在是和平年代，实在是难以产生毛主席、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只能是采取集体领导，几个大佬共同治理的局面出现了。于是高层派系林立，大家各有一帮子人马，并且互相渗透，纵横交织，大家达成了妥协，利益均沾，达成基本的均势。由五百个家族共同治理国家的局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你没办法挤进去，成为这五百个家族中的一分子，你就没办法在当今的官场上出人头地，这是肯定的了。

正式选举之前，有一个大名单会提前发到各个代表团，让代表们讨论讨论，先举行一个预选，看哪个候选人的得票率比较低，大会主席团会临时讨论讨论，最后还是要经过各方面的商榷，拿出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

王一鸣第一时间拿到的大名单，他仔细看了两遍，先认清那些人的名字，他们将要担任的新职务，然后在心里把这些人所属的派别排了排队，基本上就理清头绪了。

他看到，总的来看，前任总书记的人马还是占上风，在中央军委、国务院系统，各个部委的主任、部长里面，前任总书记的人马把持了各个关键的岗位，获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这说明，前任总书记还是当今的太上皇，当之无愧的老大。现任总书记虽然合法地上位了，但是，立足未稳，还在见习期，今后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掣肘太多，做决策的时候，难免要看前任的脸色。

前任总理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在关键的金融部门，都是前任总理的人马。怪不得国外媒体说，前任总理是建国以来权力最大的总理，长期主管经济工作，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尤其是金融领域，更是谋划长远，早已经形成了一个梯次配置的接班团队，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内，如果不出现大的变动，这种局面还无法改变。也就是说，前任总理虽然光荣退休了，但是，他多年栽培的人马，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并实现了在各个关键岗位上的成功卡位，你不用他的人马，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一时间各个金融部门的大佬，都是他的门生。谁都知道，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谁掌控了金融，谁基本上就相当于掌控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梅耶?罗斯柴尔德说过：“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订法律。”看起来，前任总理谋划深远，是一个真正的强人。可惜，他没有机会做一把手，要不然也会成为邓小平那样的超级强人。

会议间隙，王一鸣还应邀出席了两次饭局，一次是胡彪组织的，在北京西郊的一家私人会所，吃的是皇家的私房菜，参加者就王一鸣、胡彪和高秘书长三个人。

王一鸣和胡彪也是两三年没有见面了，天各一方，所以胡彪安排的这次饭局，也算是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