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了几家，大同小异。能住的上砖瓦房的，都是好样的了。

大家看了这个村，又上了车，往前走了一公里，又到另一个村子里看了看，这个村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里，进村要翻一个个的丘陵，看着是不远，真正走起来，趴高上低的，也需要半小时。王一鸣戴着草帽，浑身都湿透了。王礼在旁边，到处拍照片的兴趣也没有了，脸上热的，都是汗水。边走着山路，边说：“真热，真累！”

王一鸣说：“你什么都没扛，脖子上就挂着个相机，还嫌累。你看那些扛米拿油的乡干部，还有那些扛摄像机的记者，人家才真累。”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住的只有五六户人家。到了几户村民家，看了看，发现家家几乎都是家徒四壁，王一鸣把慰问金和所带的食品发给他们，他们都是一个劲的千恩万谢，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

王一鸣问旁边的村支书，说：“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

村支书说：“交通条件太差了，前些年，村民养殖的猪，赶到山下想去卖，走着走着，连猪都累死了。外面的商贩，也不愿意到村里来收购，就是有东西，也运不出去。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又看了看他们村子的选址，在一个上坡下，要是一旦发生了泥石流，就是出人命的大事。于是对村支书说：“还是要尽快搬迁，到山下，交通方便的地方，重新建新村。”

村支书说：“还是钱的问题，再说下了山，没有地了，这些人更没办法生存，现在他们好歹一个人还有一亩多地，虽然是山坡地，但还可以种些庄稼，够半年的粮食了，到了山下，地丢了，更难办。”

王一鸣问旁边的省扶贫办主任，说：“像这样的边民，全省有多少？”

省扶贫办主任说：“有十二万多人。”沿边境的四个县，都有这种情况。省财政这几年，年年都在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但由于我们是落后地区，财力有限，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边民的搬迁问题。

王一鸣问：“要彻底解决，全省需要投入多少钱？”

扶贫办主任说：“这个还没有算过？我们这样估计吧，连搬迁费用加上基本的生活补助，每个人两万元，就是二十四个亿，目前我们省里，拿不出这些钱。”

二十四个亿，在北京，确实不是大数目。我们国家，这些年，喜欢修建一些奇形怪状的标志性建筑，一座下来，就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在这些面子工程上，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而一到具体的关系到弱势群体的生活补助上，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没有钱了。这真是个怪圈。我们有钱办大型运动会，开没完没了的这旅游节，那博览会，一个歌星，上台一嗓子，就是几十万。一台晚会，就是在最落后的县市，也拿得出几百万。胡折腾有的是钱，办正事就没钱了，这些当官的，王八蛋真多！

在回程的路上，王礼问王一鸣：“爸爸，这一次，我算是开眼界了，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你想啊，一年才650块钱，他们怎么活吧？！不是比非洲的难民，还不如吗？听说他们当难民的，一年下来，就是靠联合国的救济，一天一个人，都有一美元的生活费了。换成人民币，一年下来，也是2500多元人民币了，比这些边民强多了。”

王一鸣说：“他们穷？你还没见过最穷的呢！我们国家，在大西北，在沙漠地带，还有一年下来，人均300多元的地方呢！碰上不好的年景，颗粒无收，就是负收入。”

王礼说：“那怎么办啊？”

王一鸣说：“能怎么办？只能靠救济了。”

王礼说：“我这就不明白了，电视里天天说，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增长几十年了，我们的人民，怎么还那么多穷人呢？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流浪汉多的是，穿的破破烂烂的，披头散发，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没有一个机构，收留他们，还有那些看不起病的，在街道上等死的，我前几天，和妈妈上街，就捐了几十元钱了。真是救不完的穷人。我看那些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情况，都狐疑不解，他们搞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怎么和电视里说的，差别那么大。”

王一鸣说：“儿子，我给你说实话，电视里那都是宣传口径，整天说假话，糊弄人，不这样，领导人的面子往哪搁吧，出国访问的时候，到处捐钱，就说不过去了。其实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发展，问题重重。日本、德国，甚至我们的邻居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成了发达国家了，普通人的收入，也达到世界水平了，只有我们，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石油快抽光了，铁矿石已经枯竭了，煤矿再挖几十年，也基本上枯竭了。所有的矿产资源，能挖的就挖，能卖的就卖，基本上快败坏干净了，有的现在大部分要靠进口国外的原料，支撑国内的工业发展了。江河湖海，都污染殆尽了，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条大江大河，能够躲过污染这一劫。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现在都变了模样，有的学者形容，过去我们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我们是‘国在山河破’。中国人民辛辛苦苦，以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和透支子孙后代的未来为代价，所创造的财富，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的汇率制度、金融制度，出口补贴制度，对外开放制度，无偿占有了，我们一天天得到的都是不能用的白条，所谓的美国国债和一些公司的债券。只要美国的美元持续贬值，我们手中的所持的美元，早晚会变成一堆废纸。毫无价值。我们被骗子骗的损失惨重啊，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条约赔款的总和。对这个，你魏正东伯伯，最有研究，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抵抗美国的经济侵略，改变殖民经济’。等有时间了我和他吹牛的时候，你在旁边听听，就明白了。现在网上，他火得很呐！”

王礼一听，感兴趣了，说：“爸爸，我回去一定看看网上的文章，想不到魏伯伯，还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你能认识这样的人，真是太棒了！”

王一鸣说：“我们俩，何止是认识！是多年的好朋友了，等有机会，我带你见见他。”

王礼说：“太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既然国内也有人看出来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对洋人有利，但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那样的政策呢？是不是高层出了问题，有人故意制定这样的政策，里通外国？吃回扣，拿好处，就是老百姓说的，汉奸太多了？”

王一鸣说：“肯定是了，没有家贼，引不来外贼吗！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的干，就是因为自己的把柄，被外国人掌握着了，他们在国外有大量的存款，老婆孩子都移民到海外了，在国内贪污受贿的财富，都转移到国外去。国外的洋鬼子，多聪明啊，他们有相当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谁账面上有多少钱，他们都监控着呢。只要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会不住的讹诈，这些人没办法，怕洋鬼子们拿他们的家属、财产说事，更怕把真相向全世界公布，你说这样，那些贪官污吏，还怎么表演吧！老百姓不生吞活剥了他们才怪呢！所以，他们怕死，怕老百姓算账，更怕洋大人把他们抛出来，做替死鬼。一天到晚，做着吃里扒外的事，糊弄一天算一天，反正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愚昧，好骗，他们也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的把戏可以一直演下去。他们大大低估了老百姓的智慧啊，高贵者最愚蠢，低贱着最聪明。老百姓觉醒的速度，正在加快。等全中国的大部分的老百姓，都觉醒了，这片土地，会发生什么样惊天动地的事情，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休息了几天，看留在省城里，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了，王一鸣就向杨春风提出，自己要到最贫穷的地方，到那些边民那里，实际看一看情况，心里有数。在年底全省开扶贫开发会议的时候，也好有的放矢。

杨春风说：“好，是应该去看看，你先去探探路，等中央领导来了，我们好安排。每到年底，都有中央主要领导，来西江，以前我们安排的地点，他们都看过了，你这一次，可以选几个新点，如果合适，我们就把中央领导下一次往那里带，让他们也看一看西江最贫穷的地方，有了中央领导的指示，那些跟着的各个部委办局的头头脑脑，就会在发放补助的时候，多给我们下发一些。他们大笔一挥，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到了我们这里，可以办不少事情了。”

王一鸣说：“好。”

于是让游金平联系了省扶贫办、省总工会，省妇联、团省委，省民政厅等各有关厅局，派员参加。

星期一上午，十几辆汽车，前面是警车开道，浩浩荡荡，向边境的沿边市进发了。

沿边市的领导接到王一鸣要来边境考察的传真后，马上就组织人制定好了接待方案，到了星期一的早上，市委书记和市长，带着随员，早早的就等候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了。

王礼坐在王一鸣身旁，于艳梅嫌一家人都去，影响不好，就留在了省城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

到了市里，先在宾馆里住下，下午三点，听了市委书记做的工作汇报，在市里看了看几家企业，都是轻车熟路的路线图，每有上级领导来考察了，当地的官员们，总会出于炫耀自己政绩的考虑，把当地最好的几家企业，作为标本，让上级领导看一看。

王一鸣这一次本来是考察扶贫开发的，他们也安排，因为这个是亮点，会对上级官员，留下好的印象。几家企业，有的是食品企业，有的是服装企业，有的是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生产经营都是最红火的。现在哪里，都能找出几家这样的企业，当地的官员们，也就是靠这一手，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

他们害怕，上级领导来了，什么好的也没看，你就把他领到全市最贫穷的地区，那些穷的就差当掉裤子的边民那里，那对你的工作，有了这么一个印象，还能有你的好吗！所以，不管你是考察什么的，都让你看看，我们这里，还是有亮点的，那些穷的边民，是历史遗留问题，不是一届领导可以解决完的。跟我的领导水平，没有关系。这样他们的官也就保住了。

第二天吃了早饭，汽车就往边境出发了。

越往边境走，公路越来越窄，路况越来越不好。到了大山深处，连找一块开阔地，都不好找了。两边都是连绵不绝的大山。七月底的大山里，上午气温逐渐升起来，临近十一点的时候，太阳火辣辣的，晒在身上，就非常烤人了。王礼坐在车里，感觉不到外面的温度，他感到非常好奇。路边偶尔经过的村民，都是戴着斗笠，穿着白色的长袖衣服，就那他们的脸上，也被周围的温度，烘烤的红彤彤的。当地人的皮肤，都是又黑又红，在房前屋后，看到的小孩子，皮肤晒得黑的快赶上非洲人了。

车子停稳后，大家下来，才知道是一个村委会的院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和村干部，都在路边等着了。

王一鸣下来，和当地的干部，一一握了手。大家徒步就往附近的几十户人家走去。村支部书记一边走，一边向王一鸣介绍整个村子的情况。

王一鸣问：“你们这里，平均年收入有多少了？”

村支书说：“去年向乡里报的，是650。就那还把村民每家每户养的鸡、养的羊都算上了，要是不算上这个，连500都不到。”

王一鸣问：“这么多钱，能生活吗？”

村支书说：“哪里够？连吃饭都不够。要是没有乡里的补助，每家每户，都过不去。打的那些包谷、稻谷，只够吃半年的。”

旁边跟着的乡长说：“我们给这些边民，从去年开始，都上了低保了，一个人一个月，有50块钱，每年还有一批大米。”

王一鸣说：“这个标准，还是太低了吧。”

乡长说：“没办法，乡里已经尽力了，财政困难，现在乡里光借的债，都有六百多万了。都是历年欠下的，现在每天到乡里要债的，都成堆，没办法，我们也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下去，就拖。”

王一鸣问：“怎么借了那么多钱？”

乡长说：“我也不完全清楚，反正一年一年，就累积下来了，有的是乡干部的集资款，有的是村民存在乡基金会的存款，后来基金会垮台了，账都是乡里背。还有的是建筑赊账，有一部分是吃喝费用。前任领导借的，调任了，就给后任领导留下来了。”

王一鸣问：“现在乡里有什么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