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兼职多。

除生产线上的工人外，其他人员基本都有不少的兼职工作要做。如生产主管兼维修主管，外事厂长兼人事部主管和住房分配。象我自己，除了本职的电脑编程和电子线路维修外，往往还有一些临时性的生产及技术方面的其他工作要做。电工除了设备修理和用电安装外，厂内其它杂活（搭棚、清理场所等）也要干。这种情况，在内地似乎是不可思议，在这里却是习以为常的。

6、职能人员责任心强。

各部门主管都要能独挡一面，全面管理好本部门的工作。不能胜任的，你自己早点辞职吧。若你自己不想辞职，想混混看，那也不用几天，一纸辞退通知交给你，你还是卷起铺盖走吧。那时就更狼狈一些——被炒了。

在这里，辞工走与被炒走，在人们心目中是不同价值的。若某个主管，经常为部门内的事情去请示经理或老板，自己却拿不出主意的话，那就会经常挨“吊”——骂也，那他的饭碗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有这些，综合到一起，就造成了这些企业中工作紧张，人人努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时间观念强，工作效率高，最终就呈现出企业的经济效益好。

当然，在这些企业中，也有弊病。突出的是人际关糸冷漠，相互间缺少信任和关爱。员工的文化生活差，缺少必要的娱乐。雇员们没有长期打算，做一天的工挣一天的钱，缺乏归属感。

总之，这里同内地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只能谈一些与我们内地企业有对照意义的现象，若要详尽描述，真可写一篇中篇小说了。

在这块中国的南宝地，我时常在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内地的大多数企业会活得那样艰难？

从我上面谈的六点体会或感受中，不难发现许多内地企业艰难挣扎的内在原因。这就是人们有口皆传的、中央也再三指明的企业的经营机制尚未根本转变。

报纸上宣传的、中央到地方文件上写的、人们口头上讲的，并未真正付诸于实际。三大制度的改革，叫了二年，并未动真格的。依然是出勤不出力或根本也不出勤，照样也能拿工资，一分不少。而那些辛苦干实事的，并不能多得一星半点。

体制不能转变的真正原因，仍在于人的意识、观念不能根本转变，这才是体制改革阻力的真正所在。

例如：在广东，那些不能适应工作的、能力低下的、出勤不出力的，随时被厂方解雇，是天经地义、毫不为奇的事。

可在内地，厂长敢如此做吗？纵使有的厂长胆大包天，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把一些人辞退了，首先一顶“以资本家的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大帽子加到你头上，被辞退的人三天两头闹到你的办公室，继而闹到你家里，甚至一把匕首插到你的家门上，你这位厂长还敢坚持那样做吗？

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一切依靠组织，一切依靠政府。从呱呱堕地开始，一切便都有由国家包了。直至他赶赴黄泉路，他的子女还要由组织关照。可现在要靠各人自身的力量谋求生存，他当然不习惯，也不愿意了。

又例如：现在人们都在面对着市场经济的大海，有些人已经跳下去了，有些人在跃跃欲试，有些人在观望，而更多的人是在望“海”兴叹。

对下海的人，人们各执其词、贬褒不一。最近，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论点是“知识分子下海是有相当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那怕他下海的原因只是“在原先的单位收入甚微，甚至拮据，现在他想增加收入而下海”，也是具有相当高社会主义觉悟的体现。

试想，这个观点我们内地的同志能接受吗？他们不斥你为“一心只想个人私利，置国家、集体利益而不顾”，“毫无组织观念，被金钱迷了心眼”才怪呢！

殊不知，这些人即使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而下海，但他们的行为仍是符合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或者说，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而行动的。

如果不是有行动的依据，特别是那些中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伤痕仍在，记忆犹新，他们敢轻易越这雷池吗？

也许又会有人指责“这简直是迁强附会”，他们就忘记了，建立市场经济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的，“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继而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的现阶段的方针，难道不可以讲，下海的人是响应党的号召吗？

继而又有人会讲“这些下海的人只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能谈得上有社会主义觉悟吗？”

在这里，人们须知，我们党是要使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这是目标。也就是说，要使社会整体都富裕。

那么，“全体人民”、“社会整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是由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构成的，是由一个个企业、一个个村镇组成的。既然一个企业一个村镇可以提高经济效益而致富，那么，作为社会的分子——每个人，也就可以千方百计（不能违犯党纪国法）去致富了。

若干年后，全国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富裕了，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整体、我们的民族也就富裕了。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出现的局面吗？

所以讲，下海的人，表面看来似乎是为了个人利益，但从内涵上，是体现了社会主义觉悟。这个观点，我们内地的同志一时肯定难以接受，或者要等上十年八载，才能开始意识到。

是的，如果每个人想下海就下海，表面看来是会“乱套”。

工厂里的骨干跑了，研究所的课题主持人走了，学校里教研组长不辞而别了，确实会给这些工厂、研究所、学校的工作秩序带来一时的混乱，甚至使某些单位跨掉。

实质上，在无形中就将这些工厂、研究所、学校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大海。

你适应不了的，你就垮掉；你能及时调整战略、制定措施、提高效益、留住人才，你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要知道，下海的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也信奉“知足常乐”这句中国人的名言。当他们身处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时，却无不日思夜梦他们的故乡。

我在这里碰到不少内地来的年纪稍大点的各类专业人员，茶余饭后的闲聊之中，无不吐露出共同的感慨：“如果我们在内地能拿上这里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月薪，我们也不会背井离乡、离妻别子到这里来当打工佬。”简短的几句话，道出了这些下海之人多少心灵的感慨、多少对故乡的企盼、多少人生的辛酸啊！人们能理解他们吗？

是啊，我们内地的单位，为什么不能大刀阔斧地进行一些真正的改革，放开手脚干一下呢？内地的企业为什么总是那样人浮于事、勤懒不分、良莠不辨呢？内地的企业为什么不可以将那些可有可无的人推出厂门，让他们下到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增长才干呢？从而留下骨干人员，提高他们的待遇，让他们安心为企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舍其如此，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灵丹妙药能促使我们全体人员的素质有个普遍的提高，我们的祖国有个飞跃的腾起。

我在厂里时，作为工厂副总工程师、技术科长兼总师办主任，我真想在技术部门动点真格的。我想将可有可无的人员推出门去、推向大海，让他们有个锻炼与提高。留下的骨干人员，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这样，既搞好了工厂技术工作，又稳定了技术骨干队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些想法，在去年中及今年1月份递交给厂部的《技术科、总师办工作承包方案》中都体现出来了，那种一潭死水的局面我真是朝思暮想要把它打破啊！

我知道自己坚持这样做，一定会触痛某些人。

事实上，当我将这些想法在技术人员中吹吹风时，就遭到个别人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