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初步诊断是脑血管破裂。你看这里和这里。”他的手在片子上指来指去，好像真的指望我能看懂那黑乎乎的一团阴影似的。“病历上什么都没写，但是据我们判断，病人有长期高血压史，但没有用药控制血压，从而导致小动脉硬化。事发当天，病人情绪激动，导致突发性脑梗。”

项大夫说着，忽略了我满脸羞惭。

“你们是从急救中心那边转过来的，我看了之前的治疗历史，他们输的药已经过时了。虽然这药能改善血管的状况，但是也有可能导致坏血向好的地方流动。现在病人可能已经有因为缺氧而导致脑损伤，从而导致肢体障碍的现象。目前的治疗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卧床药物滴流。这些药物能防治动脉硬化进展、稳定动脉硬化斑块，可以防止病情恶化，但是能不能让受损的神经完全恢复功能还不好说，有可能偏瘫，而且脑梗也会反复。另一个方案是手术，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做手术愈后良好，但是由于由于梗塞的脑组织血流重建和血管破裂，也可能增加脑出血的危险性。所以这两个方案，你们家属选择哪一个？”

“啊？”一大串术语甩出来，我有点懵。“那手术有生命危险吗？”

项大夫看了看我，似乎不太确认我的理解能力跟上来了没有。“是手术就有风险，何况这种手术啊。”他说。

“那有多大风险呢？”

“有多大的风险？这个很难说吧。我只能说没有毫无风险的治疗方法。”

我沉默了。“两个方案你选哪一个？”项大夫又问。

我呆呆地看着他，治疗方案不应该是由医生来决定么？为什么叫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来决定？难道一个门外汉的决定会比医生的决定更高明么？这两个方案一个治不好，一个有危险，叫人怎么选？

“那如果要是您，您怎么选？”我试探着问。

“我没法儿说，我没法儿替你做决定啊。”

我楞楞地说不出话来。看见我这样，项大夫笑了一下，显然这种表情他经常见到。

“你回去考虑一下。中午之前必须告诉我结果。一定要快，你妈的病情不能拖。而且手术室也排得很满，你决定了就要尽早告诉我，我好安排手术室。”

恍恍惚惚地回到病房，薛大爷站在门口冲我嚷嚷：“你上哪儿去了？你妈要上厕所，憋得不行了。”

“医生找我说病情去了。”

我赶紧打起精神从床下拿出了尿盆帮妈妈塞在身子底下，同时拉上了蓝布帘子。

“薛大爷，您先出去一下。”

“哦哦，好。”坐在床边的薛大爷忙不迭地走出去。

冲洗了尿盆，洗了手，我又拿起床边的瓶子把吸管递到妈妈的嘴边。

“不喝了。”妈妈摇摇头，“老让（上）色（厕）所。”

我心里一酸，嘴上厉害起来：“喝吧，都这个时候了还惦记别人，先把自己顾好了再说。”

“刚才医生跟你说啥了？”见我忙活完，薛大爷从外面走进来关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一说，问他：“薛大爷，您说我该怎么选？您帮我参谋参谋，我实在没辙啊。”老薛头沉默了。过了半天他才说：“这个我还真说不好。我……我没法儿说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没想到这个时候薛大爷居然掉链子。见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他迟疑地说：“唉，大夫让家属来决定这就是不想担责任啊。我……我也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毕竟……唉，如果我和你妈是夫妻，她怎么样我也得照顾她。可是现在我不能替你做主，你……你做决定吧！”

我呆站着，似乎觉得肩膀上有万钧之力。妈妈躺在床上，眨着眼睛看着我们。她的命就由我来决定吗？我在世上只有她一个亲人。

“我跟你说，手术千万不能做啊。”邻床的家属是个中年妇女。她一边熟料地削着苹果一边说，“我二大爷得了脑梗就是做手术去世的。遭了罪花了钱不说，最后人还没救回来。我爸现在也是这个毛病，所以我们是坚决拒绝做手术。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保守一点儿死不了人的。”

我脑子乱极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坐在床边看着妈妈呆呆地发愣。

护士从外面进来检查五床的点滴，看了我们一眼：“三床，哎，三床，项大夫问你们想好了没有？要做手术必须赶紧告诉大夫。”

我慌忙回答：“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赶紧的啊，你们时间可不多。快点儿决定吧。”护士嘟囔着出去。

决定？决定！这里的人来来去去，见惯了生死。生生死死也不耽误他们回家吃饭，下班接孩子，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可是妈妈是我仅有的亲人，我该怎么决定？

我呆呆地看着邻床的家属把苹果削成小块，拿小叉子一块块地喂到床上老人的嘴里，用小手绢擦擦嘴角流下来的口水。

还是保守治疗吧。不管她瘫了还是残了，我都照顾她。可是要是没有她，家又怎么能成个家？我冲到门口冲护士站喊：“护士，我想好了。”

陈晓月的眼睛不自然起来，见我探询地望着她，别扭地把头转开。

“到底什么事啊？”我好奇地问。

她没有回答，窸窸窣窣地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来给我：“这个你先收着。”

“什么东西啊？”我把信封接了过来。一摸那厚度，那软绵绵的手感，我就知道里面只能是钱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你这是干什么？”我把信封推给她。

“哎呀，你收下吧。我又不是白给你的。你以后有钱了可要还给我呀。你妈妈现在生病了，你用钱的地方多。咱俩就不用假客气了吧？”她说。

想起躺在病床上的妈妈，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把信封揣在了自己的包里。

“这是多少钱？我打个欠条给你。”

“一万五。不用打欠条了，我信得过你。”

“别别，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我低头在包里翻找着，想找一支笔。但是什么都找不到，我只好向服务员要了纸和笔。

“西溪，你听我说。”陈晓月声音是少有的严肃，我不由地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看着她。

“西溪，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想跟你说‘对不起’，但是我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今天这个时候也许不是最好的时候，但是我憋不住了。”

“到底什么事情啊？”我问，把写好的欠条放到她面前。

“你被杂志社开除的事，是……是我和小王一起去告诉马总的。”

“什么？”我猛地站起来，紫米粥在碗里晃悠着。

“西溪，你听我说。”她抓住我的手使劲攥着，“我知道对不起你。你那时候新婚甜蜜，你老公又那么好。我想你就算被杂志社开除了也没什么的，反正有老公养你。而且你家在北京，吃的住的你什么都不用发愁。我就不一样了，我在北京什么都没有。我每个月工资付房租吃饭，剩下的钱都不够买件衣服。我不能没有工作啊。饭馆里那件事咱俩都在场，我要是不主动去找马总，他不会放过我的……”

她说到激动之处，眼睛有泪光闪烁。她停止了说话，抽出一张餐巾纸使劲抹着眼睛。

我颓然坐下，脑袋嗡嗡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的生活都还有人羡慕，我不知道是喜是悲。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她的话带着呜咽之声。

脑子里响起一个声音：“房子、车子都是现成的……你真是捡了个宝。而且他还对你特好吧？我有时看见他开着宝马在停车场等你……不行不行，中午你非得好好补偿我一顿，不然我受伤的心灵啊……”

那时候她和我坐在去伊利诺伊家具店的公交车上，春风拂过我的脸孔，心就像气球一样被幸福充满要飞到那高远的蓝天上去。

原来，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有了嫌隙，只是我不知道。

我感觉眼前的一切有点模糊了。赶紧镇定一下自己，冷冰冰地说：“你装得够像的啊，后来我都离开杂志社了，你还打电话来贴心地报告情况。我说你那会儿怎么那么殷勤呢？”

她低头沉默着，没有说话。我看着她再次出言讽刺：

“那你今天怎么就良心发现了呢？”

“我……我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离婚了。你没找到新工作，而你妈妈还病了。你现在这么惨……”她的声音低了下去。

“你是在同情我吗？”我再次愤怒了，“那么你现在觉得我比你惨喽？你心里满足了？平衡了？以大救星的身份来拯救我了？”

她慌忙抬起头看着我，泪终于落了下来：“不，不是的。我确实感到特别愧疚，我想尽一切办法来帮你。本来那些事我不说，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憋了这么久才说出来，虽然我不指望你能够原谅我，但起码我心里好受些。”

这种情况下，我理智地思考了一下目前的状况，平静地说：“谢谢你帮我妈转到这儿来。要再转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钱我还是还给你吧。”我拿出信封。

“不要不要。”她推挡着，“我并不是用这个来买自己良心的平安。钱算是我借给你的。”

几次被她挡了回来之后，我放弃了。我知道自己缺钱，没有再推脱，只是把那张欠条塞进她的手里。她默默地收了。

从宏状元出来已经快八点多了，然而北医三院门口的行人仍然不少。车站的人尤其多，很多不需要陪床的家属这时候才走。

我们俩无言地走着。我看到她的羽绒服很劣质，黑色的羽绒服背上刺了好几处白毛，袖口也磨得有点发灰了。想起那一万五千块钱，我觉得眼睛发酸，想要维持表面的凶狠也很难。

“你回家吗？”她问。

我摇摇头。晚上当然是去医院陪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