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走到门边，回一句，“穆王何事不重来。”

插销拉开，门缝里伸出一只白白嫩嫩的手，跟哑巴一样修长的手指勾到我和陈广忠的袖子，把我俩齐齐拽进去。这架势像极了绑架。

屋是木屋，落成时间略久，好几处破洞，只用稀泥堵着。开了两扇小窗，位置很妙，分布于南北两墙，明白人一看就知道作用不是引光，而是监视外面小路上经行的人群。屋里置一张土炕，一条长桌，小椅两把，墙角有一只小炉，挨着铁炉有几坨泥煤。此时亮着两盏煤油灯，暖烘烘的，有种冬夜远行人借住一宿的错觉。

炕上盘腿坐着一个男人，伏案写着笔记，长相明朗，眉间有一丝忧郁，像天生吃软饭的小郎君。张海杏唤了一声，他跳下炕，朝我们伸出手，“同志们好。”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海客。新中国成立后，他落脚香港，我远行德国，联系就此断开。再见面时，他已经不长这样了。当然，那张脸也很不错，比原本的容貌更书生气，但我总觉着，一个人的脸不能随便丢，脸跟名字一样重要，弄丢了，便意味着你的一部分也消失了。

屋确实太小，四个人挤在不足八平的空间，胳膊撞着胳膊，陈广忠的手肘好几次挤着我的肾。

我伸出手笑道，“同志好。”

听说□□员之间相互称呼，不分男女老少阶级，一律用同志二字，为区分，会在同志前加上修饰词，比如小同志，老同志。用起来确实有种人人平等的感觉。

男人指了指两把椅子，“地小莫讲究，随便坐坐，我大概介绍一番咱们的工作，再带你们去城外的营地。”

我先问了个问题，“你和这个女同志叫什么名？”

男人道，“倒是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张海客，这位女同志是家妹，叫张海杏。关于我们家族，你能知道的族长应该都告诉你了。”